朱四倍

　　“我的职务是市纪委书记，为了便于全市人民实行监督，我公开承诺如下：公开手机号码（13907445155），承诺工作时间保证开机，认真处理每一个来电、来信；公开办公地点（市委1号办公楼3022房间）……”而这一承诺的作出者，就是湖南省张家界市委常委、纪委书记汪业元。（《中国青年报》2月27 日）

　　汪业元的承诺书一晒出，当天中午评论和转发就达到3000多条，评议网友的人数有98万之多，从中我们不难看出，网友对“官员公开承诺书”的渴盼。但其中也不乏异议，赞成者认为“迈出了官员公开的第一步”，批评者认为“沽名钓誉，为了上位不惜作秀”，以至于他回应到――“我不是官员中的‘异类’”。

　　笔者认为，“一公开就异类”的官场逻辑和惯性思维该改改了。

　　官员用公开电话、信箱这样的方式拉近了与公众的距离，是政府和官员谋求公众信任、支持与合作，为公众利益服务的表现。同时这也是保证老百姓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的需要，更是政治文明的内在逻辑要求。因此汪业元在微博上公开手机号码、办公地点、电子邮箱，这是勇敢的一步，也是符合公众期待的一步。

　　同时，我们还要铲除培育出“一公开就异类”的惯性思维的土壤。这就需要我们认识到公开的价值所在。信息公开，知情参与，是现代文明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政府透明与否，是衡量一个社会进步与否的最重要标准之一。透明化是现代政府的基石，而要做到这点，离开了官员的透明化，是难以想象的。

　　而要让更多的官员主动公开信息，就需要用“无隐私的理念”来支撑。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个人隐私应受法律保护，但当个人私事甚至隐私与最重要的公共利益发生联系的时候，个人的私事就已经不是一般意义的私事，而属于政治的一部分，它应成为新闻报道不可回避的内容。”因此，在不损害官员的人格尊严的前提下，基于社会公共利益或公众知情权的需要，应该让公众了解官员的隐私如电话、信箱等。

　　在民主法治社会下，官员更应接受公众的监督和掣肘，在此语境下，我们期待更多官员主动公开手机号码、办公地点、电子邮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