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是一名普通外来女工的故事。家乡是国家级贫困县，高中毕业南下打工，每天工作11个小时，收入随着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而提高。今年1月，她在厂房的卫生间里撞破头，因为事关600元“全勤奖”，她自服止痛药，忍痛工作了3天，坚持到休息日才去医院，检查后发现是脑出血。一周后，她停止了呼吸。（《南方日报》2月27日）

　　在繁荣的城市喧嚣下，总是有这样的一群人游走在都市霓虹的边缘――为了拿到600元全勤奖竟然不顾生命安全，这在很多人眼里多少有些匪夷所思；但对于“这群人”而言，600元意味着一个月的生活费、孩子一年的学费……在沉甸甸的600元全勤奖面前，生命就是如此之轻。

　　为了多赚点钱，每天工作11个小时，有了伤痛也选择默默忍受。深圳这个为了拿到全勤奖而崩溃的生命个体，只不过是一种群体生态的极端投影。

　　很显然，600元全勤奖之所以成为了生命的不可承受之重，根本原因在于底层劳动者权利的苍白、劳动者报酬的卑微。每天工作11个小时，收入随着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而提高――在一些地方，尤其是在一些劳动力密集的民营企业领域，政府发布的最低工资标准在事实上已经成为企业支付劳动者报酬的合法性“框架”。最低工资标准是劳动者报酬的底线，却成了“工资标准线”，这意味着什么可想而知了。而这，正是600元全勤奖被无限放大的关键所在。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2007年11月公布的《中国企业竞争力报告(2007)》指出，中国企业利润大幅增加，相当程度上是以职工的低收入为代价的。美国耶鲁大学教授陈志武也曾经撰文指出：中国正在以“勤劳”对冲“制度成本”，“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多、也相对很廉价的劳动力，这种劳动力优势在经济增长初期可以弥补、对冲高的制度成本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中国工人为什么很勤劳但却不富有，道理就在这里。一个女工视600元全勤奖胜过生命，原因还是在这里。

　　这些年，媒体经常呼吁，“要增加劳动者报酬，实现体面劳动，让劳动者有尊严的活着。”可每月只能获得廉价的劳动力报酬，没有充沛的福利和权利保障，在企业经济生活中无任何话语权，谈何体面劳动？从这个意义上说，“为拿全勤奖而意外死亡的女工”所投射出的群体权利孤独，并不需要怜悯，而需要制度和财富伦理的直面和反思。(陈一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