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1年12月28日，惠州籍的我国著名音乐家青主铜像落成揭幕仪式在市区下埔滨江公园举行，作为青主侄女的母亲应邀前来参加。那天，母亲穿着一件新的紫蓝色衣服，胸前佩戴着嘉宾的彩花，与青主的其他族人一起，恭恭敬敬地向青主铜像三鞠躬。当晚，惠州电视台在新闻节目里播放了这则报道，我在家中的电视看到了母亲，便立即打电话给已经回到深圳的她，兴奋地说：“妈，您上电视了！”母亲也很高兴地说：“妈能上电视，这是你伯公青主带来的荣耀！”

　　母亲是青主的胞弟———“两航”起义领导人廖仲爽的亲生女儿，出生于1933年12月。因个中复杂的原因，母亲出生才3天，便给本地河南岸渡船头村一户丁姓人家抱养了。这户人家很穷，只给了母亲的生父生母10个鸡蛋，因惠州人把蛋叫做“春”,故母亲被取名为“春妹”。

　　母亲几十年来一直在贫穷艰辛的日子中渡过。为了全家的生计，她含辛茹苦，织过网线，挑过担子，在食堂做过厨工，还到乡下拾牛粪、捡蔗叶……上世纪50年代早期，父亲没有正式工作，只好到江河捕鱼捉虾为生。那时，母亲下产坐月子，看到父亲捕到几条巴掌大的鱼，也舍不得自己吃，要拿去卖，以换些钱来接济生活。1958年，父亲下放到郊外的古塘坳财贸农场劳动，母亲便一个人操持起了全家里里外外的一切大事小事。记得有一年农历腊月二十九，母亲披着暮色，匆匆从父亲那里挑回一些过年的萝卜等蔬菜，并买回一只“傻鸡”（病鸡）过年。

　　1963年，我家附近一处叫“后岭头”的地方建起了东江盐业仓库，母亲便当起了装卸工。当装卸工，苦不堪言。开工、吃饭、睡觉无定时，什么时候运盐的汽车到了，不管刮风下雨，还是三更半夜，不管正在吃饭或在睡梦中，都得停下自己的一切，前去卸盐。同时，还要装卸附近茶土咸鱼仓库的货物，光一筐咸鱼，就有200斤重。我常常看到母亲和她的工友肩披一个尖顶的草席包，手捧一碗饭，边嚼边向装卸的地方奔去，因此而得胃病的不少。不管卸盐卸到多晚，母亲还要到江边洗完全家人的衣服才能休息。

　　母亲的生父廖仲爽组织发动“两航”起义后留居香港，母亲便长期背上了“有海外关系”的政治包袱，不但入国营单位无门，而且连累父亲，导致父亲长期“以工代干”。母亲因此在亲戚、邻居和工友面前绝不提自己的生父，更不敢提起大伯青主。而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口头禅就是：“我的哥哥（即母亲养母抱养的儿子）是共产党员、生产队长！”1980年6月，父亲因突发脑溢血去世，母亲得到父亲生前所在单位领导的关怀照顾，被安排到父亲生前所在单位———惠州市食品公司仓库工作，成了一名国家正式职工，才摆脱了苦役般的装卸工生涯。退休后，一直跟随我弟妹在深圳居住。

　　1998年，市区下埔滨江公园建成，成了市民休闲、运动、娱乐的好去处，尽管母亲每年都回惠州几次，却都未曾真真正正到滨江公园游玩过。自从青主铜像落成后，母亲每次回惠州，总要到下埔滨江公园瞻仰青主铜像———她的大伯。我发现，几十年来一直挂在母亲嘴边的那句口头禅“我的哥哥是共产党员、生产队长”变了，变成了现在常常挂在嘴边的另外一句口头禅:“我能看到大伯青主，是共产党改革开放带来的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