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阳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人欲横流、诚信危机、底线屡屡被破等社会问题，从某种程度上说，确实有信仰的因素。但总体归结为敬畏危机，我认为是一种肤浅的看法。其核心还是社会的制度法规不健全，制度不能对人的行为起到积极的规范作用，这是根本原因。

　　关于敬畏的缺失，也确有其事。它的原因也很复杂。中国自古以来的信仰，总是含有大量世俗化、政治化的内容，真正带有超越性特征的价值体系很少。典型的如儒家，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政治哲学。这样的信仰系统，一旦社会环境变化、生活方式变化，自然也就随之变化，在农业时代基础上产生的信仰系统，和农业时代的世俗生活、政治制度密切相关，那么一旦到工业时代，那一套信仰体系自然不再适应，必然要被抛弃。

　　所以，今天的敬畏危机，很大程度上是源自社会制度的变迁。同样，社会问题的出现，也是制度变迁过程的不完善、不合理所造成的，而非信仰。

　　也因为世俗化和政治化的敬畏，中国人的敬畏习惯，也总和世俗、政治生活联系起来，缺乏超越性的情结。在今天，即便是有外来信仰、新的信仰，也很有可能被中国人的敬畏去向和模式所改造，最终变成世俗化，甚至政治化倾向比较强的敬畏体系。

　　因此，在中国真正建立超越性敬畏，或者说彼岸意识很强的信仰体系非常困难，因为缺乏这样的传统和习惯。解决当前种种社会问题的办法，不能依靠信仰当敬畏本身尚且难以建立的时候，如何用信仰去改变社会呢？真正能够依靠的，能够解决社会问题的，还是改革，坚持不懈的制度改革。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现代社会中，敬畏体系的建立，是自然选择的结果。社会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价值取向，每个人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都应该是自发的结果，是自我选择。多元化是现代化的常态，统一的敬畏反而不是。因此，即便是构建未来的信仰体系，也应该是自然选择，而不是通过公权力或者某个团体来主导的。公权力不应该刻意扶持或者制造某种敬畏体系，这是现代社会的基本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