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有了，根安在？_新闻台

□李敬泽

　　李敬泽：祖籍山西，曾在《小说选刊》编辑部工作，现任《人民文学》杂志副主编。

　　很长的时间里，我只认识一个山西人，就是我爹。后来认识了半个，就是我自己。

　　我生在天津、长在河北，十六岁以后生活在北京，如果你说我是天津人、河北人或北京人，我认为都不算离谱，毕竟食毛践土，在人家地盘上混过或混着。而山西，那地方三十岁之前我没去过，而且至今我也不曾回过我那黄河边风陵渡的芮城老家。

　　大学毕业前，我的各种表格证件所填的籍贯都是河北完县(我母亲的家乡，现在改名顺平了)。作河北人当然不是我的选择，是父母的决定，他们从来没有向我说明为什么我得是河北人而不能是山西人，只是后来我逐渐领悟到，这里有一个坚硬而羞耻的理由：外祖父是贫农，而祖父是地主。

　　我的祖父，据说他是那家乡一带的名医，又曾在运城中学和芮城师范执教二十六年，应是桃李遍地，望重乡梓，虽是地主，却并未遭受太大的冲击。但不管怎样，对我来说，作一个“山西人”就等于作地主的后代，这像一块不体面的胎记，我聪明的老爸老妈不得不设法遮掩。

　　显然，“山西人”这个身份对我而言暗含着羞耻。但大学毕业填表时我没问爹妈，自己把籍贯由河北完县改成了山西芮城。那时已是八十年代中期，成分出身不再重要，不过我认为，这个选择主要是中国人文化本性的发作：对父系血缘的认同，既然我姓李，那怎么能是河北人呢？我是山西人又怎么样呢？

　　现在，我每天晚上喝一小杯醋，必须是“宁化府”的，我每天中午在单位楼下的食堂吃一碗刀削面――百吃不厌；而且，我太太继承了她婆婆的作风，无视丈夫大手大脚的事实，动不动就要嘲笑我的抠，照例以“你们山西人”开讲；对此，我像我老爹一样，笑眯眯地默认。

　　2006年，作为家族中舞文弄墨之士，我受命为祖父撰写碑铭。就这样，我根据大伯的回忆认识了我的祖父：他老人家于光绪二十八年入廪为生员，正常情况下，他会考秀才、举人、进士，但那是1902年，世界开始大变，清政府在运城开设了新式职业学堂，祖父以第一名考中，成了芮城第一代现代知识分子，由此逐渐积累家业。四十多岁时他辞去教席，回乡自学医术，据说是“三年而通西医内外科，又一年而通中医内科”，从此在乡间行医。

　　我翻着唐宋八大家的集子，仿古人笔法叙述他的生平，我忽然感到渺茫苍凉――他的血在我的体内，他的心离我无限遥远。我不知道他如何看待自己的一生，但我愿意相信，他并无遗憾：他教书了，他行医了，他置下了一份家业，包括一窑布和一窑碗，那是耕与读，是育人与医人，是知与行，是仁与智，是岁月悠长和日子安稳，是在古老伦理指引下的完善人生。

　　在我的想象中，他是典型的山西人。山西人在中国人中之所以特殊，是因为他们最像中国人。至少在中国的北方，我断定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像山西那样执着守护着古老传统的根系，山西人怀着这个根走向四面八方，因此遭人嫉视和讥笑，也因此倔强、自尊、安稳。

　　但那是过去，那时神奇的煤还在地下沉睡。而现在的问题是：煤有了，根安在？挖煤的时候是不是把根也顺便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