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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代的文人很复杂，他们既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代士大夫，又扮演了冲在时代前列的思想先驱。恰恰是因为思想上的中西合璧，使他们的那种精神气度，实际上续起了十五六个世纪之前的那一脉‘魏晋风度’。”
浙江大学人文学部主任徐岱教授与记者畅谈起那一代的文人精神时，首先选择了中国大历史的恢弘角度来切入。
“事实上，中国真正的成气候的文人风骨与气度，从魏晋南北朝之后，就几乎绝迹了。”徐岱的这句断言，令人有些吃惊。莫非绚烂的唐诗宋词的缔造者，配不上“文人气度”这四个字吗？
徐岱举了个“诗仙”李白的例子。“如果你把李白的诗通读下来，你会发现他其实是个俗人。比如李白的《登金陵凤凰台》，形式上模仿《登黄鹤楼》，意境上，看似怀念故乡，实则是怀念皇帝，透着一股子强烈的权势意识。相较于王之涣的《登黄鹤楼》，就显得浅薄。”
李白所缺乏的气度，“五四”那一代文化人却有。徐岱打了一个生动的比方：“我们知道，混血的孩子特别聪明、漂亮。同样的道理，晚清、民国知识分子，在思想源头上正是中西混血的。或许，这是解释他们精神成就的一个重要因素。”
皇帝没了，科举制度崩溃了，“学而优则仕”的老路已经走不通了，多少代文人的理想一朝崩溃，这使得民国文人从一开始就面对无所选择、没有出路的痛苦。相比几千年的专制与奴役，这种痛苦无疑也使他们的心灵丰富而深刻。“辩证地看，恰恰是时代的混乱，给文人以站在各自立场发言的机会。”
那个时代就是有这般机缘在大环境具备了自由表达的条件时，个体也在西方的熏陶下，产生了畅快表达的欲望。
“‘君子之交淡如水’，这是中国的儒家传统。而欧洲人则不然，在他们的沙龙上，双方可以激烈辩论，可以不做朋友，但是都会承认对方的人品和水平，不会压制对方的发言权。这是因为在欧洲文化人眼里，谁都不掌握真理。”徐岱说，源自巴黎贵族达人家客厅的文化沙龙的风气，传入国内，深深影响了京沪等大城市的文化人。
在徐岱看来，“五四”那代知识分子，首先打下了异常深厚的国学基础，接着，走出国门，眼界被打开。同时，甲午战争之后民族遭遇屈辱，国内局势动荡混乱，国势颓微，令他们拥有了强烈的救国使命感。
“我们现在看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魏晋文人，多从审美价值和文化景观上考量。而‘五四’文人，却是一代风气的开创者。”徐岱认为，他们作为历史先知的贡献是不可泯灭的。
本报记者 屠晨昕
作者：屠晨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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