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公款吃喝需要“拿来主义”_新闻台

　　2月7日的《人民日报》报道说，相关部门对于公款吃喝消费的规定越来越细，但“言之谆谆，听之藐藐”，吃喝之风却有日趋泛滥、蔓延之势。中国公款吃喝开支1989年为370亿元，1994年突破1000亿元大关，2002年达2000亿元，2005年突破了3000亿元大关。

　　3000亿，如此触目惊心的数据，令人痛心。小马飞刀告诉大家，从新中国成立至今,针对公款吃喝，我国出台的相关禁令多达上百项，可上百个红头文件为啥管不住一张嘴？原因并不复杂，文件的制订者、执行者、监管者，恰恰就是公款吃喝的主力军。大家可以看到，一方面是频繁发文禁止，另一方面又在财政专列公款接待项目；一方面说下基层不准公款吃喝，另一方面又规定接待上级或招商引资可不受限制；一方面发文者或发文机关要求他人不准公款吃喝，另一方面自己却到处公款吃喝……凡此种种，把一份份文件的文字全都漂白洗尽，何谈约束力？对此，深圳市委书记王荣的一番评论引发舆论关注。他说，关于三公消费，手机上有个段子：官员伤肝，百姓伤心。现在的大酒店，我这个收入，一顿饭都请不起。如果不是公款消费，绝不会有那个价。

　　要想真正解决这个问题，必须要给公款吃喝者定罪立法。现在的状况是什么，是公款吃喝还只是一个违纪问题，没有上升到贪污、定罪的高度。对公款吃喝违规人员受到的处理结果不外乎警告、通报批评等，极个别影响恶劣的，其职务才会受到影响。于是大家的心态是什么，是不吃对不起组织、不吃对不起群众、不吃对不起自己，如此下去，突破4000亿大关、5000亿大关指日可待。

　　小马飞刀以为，公款吃喝是对公共财产的侵占，必须严格对待。在这方面，完全可以“拿来主义”，在意大利的刑法中，用公款吃喝玩乐被定为贪污罪，只要有人举报，一经查实就会受到惩罚。在俄罗斯，一政府官员如果想用公款请人吃饭，严格而繁杂的报销手续会让他望而却步；在欧洲和日本，政府官员在公款消费的问题上更是如履薄冰，因为媒体和民间团体一直在密切监督着他们……如果我们的公共监督也能这样具有“威慑力”，再辅以刚性的法律制度，公款吃喝顽疾不难根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