逸川夫

　　2月6日，财政部在其网站上发文表示，目前“小金库”易发多发势头得到了明显遏制。三年来全国共发现“小金库”60722个、涉及金额315.86亿元，责任追究10429人。其中，2011年，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发现的“小金库”数量及金额比2009年分别下降了82.7%、88.3%。(2月7日《新京报》)

　　“小金库”虽然有一个小字，但其危害早已不能用一个“小”字来形容。它不仅伤及国家和集体以及人民的利益，而且极易滋生腐败，侵蚀公仆原本良性的肌体，与党中央和国务院要求的廉政建设及反腐败工作逆向而行。这给防腐、反腐及廉政建设工作者一个启示，任何靠职业操守和道德自醒去自报问题的作法，是靠不住的。实际上，中央已多次下文严治“小金库”顽疾，就在去年，中纪委、监察部、财政部、审计署便联合发文，专项治理“小金库”问题，但效果一直不佳。

　　有人或许会将“小金库”数量与金额的这份下降比例当成一份不错的廉政建设的成绩，我却不以为然，这恰恰说明了当前治理“小金库”的形势是多么严峻。不知这笔数字是财政部、审计机构的主动出击，还是各地官员在风声看紧的情况下被动上报，反正已经让人感受到有关方面在治理这一顽疾上，依然缺失一种更为有力的法律机制，仍缺失一种行之有效的防止这一顽疾复发的制度保障。

　　这再次印证了一个道理，公共机构的人事权与财政权一旦没有得到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监督，那几乎是无以争辩地会运行扭曲。虽然《行政许可法》、《行政处罚法》在我国已颁布实施多年，各地也对于行政乱收费出台了相应规定，可以说是汗牛充栋了。但这些制度规定仅仅停留在没收、罚款、党纪政纪处分的层面，没有更为严厉的究责措施。这般“宽松”的处理究责环境下，是难免行政服务思维的主观错位的。那么“盖章收钱”现象便会频现，公共职能型部门于是便“自变”为经营型部门，不断将他们的“小金库”做大。

　　这样，一年复一年，公民就只能聆听审计部门在全国及各地人大的报告席上朗读“违规违法财政金”的惊人账单，而这些公共机构大不了在会上将头稍埋低一会儿，散会后，即便外面舆情汹汹，也无法动其筋骨、掉其乌纱，各大机关事业单位照常可以继续经营自己的“小金库”。这样反复下去，使得相关小金库有变“大金库”之势。而打开“小金库”的权力，也逐渐成为机关单位“一把手”独享的一种特权。

　　是该拉高私设“小金库”的违法违规成本了，别等着明年此时又来一次“审计和曝光小金库”的习惯性震撼；是该引发财政金监管的国家思索了，尽快找准公权运行中的按权“分配”的灰色特权思维，廓清权力边界，严管公权私用，只有这样才能彻底堵住金库的源头，从根本上抑制公权机构打造“小金库”的冲动。(四川新闻网太阳鸟时评)

　　(来源:四川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