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成艳：村官受贿2100万，巨贪是怎样炼成的？_新闻台

　　阎海明案件仅仅是中国当前村官腐败案件的冰山一角。中国约有500万名村干部在管理着60多万个行政村。村官虽然不属于国家行政体系中的一个环节，但他们是国家各项政策的落实最终端，老百姓往往从他们的身上感受着干部形象。因此查处村官腐败案件并非“大炮打苍蝇”，而是直接关系到党和政府的形象和农村社会的稳定。

　　阎海明贪污受贿2100余万元，就连一些高居要职的官员的贪污、受贿金额与其相比，也可谓“望尘莫及”。原因之一就在于权力过分集中，缺少有效监督。阎海明自1985年9月起在该村任职村主任、书记长达25年之久，在村里工作时间长，树立了一定的威信，加之村级管理体制不够健全、监督不够，造成其大权独揽，把村集体领导变成了个人说了算。

　　治理村官腐败乱象，各地都在进行多种形式的探索和完善。2011年10月8日，《江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办法》修订通过并公布，该《办法》规定了村委会成员离任接受经济审计的具体操作程序，从制度上完善了对村官的监督。

　　广东蕉岭模式也为村官监督提供了范例。一个叫做村务监事会的组织在广东省蕉岭县广育村建立，专门监督村委会，如同在农村设立了一个“纪委”，形成以“基层两公开”、“干群对话会”、“会议召集组”、“村务监事会”等，保障群众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的模式。这种模式培养了农民对村官的监督理念和民主观念，但如果上级政府力量退出，这种治理模式能否靠农村的内生力量顺利运转？在全国广大农村有没有复制的可能性？这都存在诸多疑问。

　　在现有法律体制和农民监督意识薄弱的情况下，更为关键的还是要充分发挥检察机关的力量，延伸检察触觉，做到检力下沉，真正发挥驻乡镇检察室的作用，摸排调查，严查快办，筑牢防治村官腐败的司法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