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口红利终结、“用工荒”愈演愈烈的现实背景下，直面并最大限度满足“新生代农民工”的合理需求，是一个十分迫切而充满现实意义的议题。

　　春节结束，大量“候鸟式”农民工再次返回工作岗位。在熙熙攘攘的民工队伍中，出现许多稚嫩的脸孔，80后、9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逐次成为主力军。他们带着憧憬、迷惘踏入城市，城市准备好了吗？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精神面貌，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身份符号。对于成长于网络时代，用智能手机上网、看电子书、发微博、玩QQ的“新生代农民工”来说，其打工的利益诉求显然与其父辈有着天壤之别。比起父辈，他们或许少了些吃苦耐劳、任劳任怨，但文化素质更高、思想更活跃、价值更多元，他们不可能只满足于城市打工赚钱、回乡成家立业的传统农民工路径。

　　中国家庭文化研究会对2500名“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显示，除了赚钱的基本诉求之外，他们还希望自己的权益得到尊重，如工资不被拖欠、劳动安全有保障、节假日减少加班、帮助解决探亲房等；发展的机会得到保障，如参加职业技能培训，提升自己的能力，增加自我实现的机会；享受相应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如社会保险、公租房、子女在城市学校入托入学等等。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无论是生活与职业状况、居住环境、人际关系、社会认可度，还是身心健康、经济社会发展、对未来的预期等，现实与“新生代农民工”的愿景之间都有较大的落差。主要表现在：“新生代农民工”对收入较高的期望值与劳动密集型经济的低工资、渴望融入城市与社会的无形斥力、重视公民权利与保障制度缺失等矛盾。欲提高收入水平而不可得，降低了他们的幸福感；身份认同的困难，挫伤了他们对城市的认同；而权利保障滞后，直接助长了他们的叛逆乃至对抗。据社科院统计，在2010年全国城市刑事案件中，“新生代农民工”犯罪占整体的三分之一。

　　这说明，许多城市并没有正视这一群体的诉求，没有做好接纳、安顿他们的准备。在人口红利终结、“用工荒”愈演愈烈的现实背景下，直面并最大限度满足“新生代农民工”在劳动报酬、职业发展、社会认可度、制度保障等方面的合理需求，是一个十分迫切而充满现实意义的议题。如果说，加快产业升级、尊重劳动力价值，保障“新生代农民工”的收益是企业的分内事，那么建立培训机构，开展职业教育与技能培训，降低市民化门槛，给他们相应的市民待遇，完善保障体系，把农民工纳入城市的基础性社会保障体系中，则是政府不容推辞的责任。

　　话又说回来，作为“新生代农民工”本身，恐怕也存在着认识偏差。许多人一方面自我认识不足，另一方面又对社会期望过高，总想付出最小，收益最大，不管自己的期望是否切合实际，因此难免碰壁。追求个人更好的收益没有问题，问题是自己要有足够的议价能力，这不仅包括意愿，更涵盖个人的知识、技能、经验、素质等等。因此，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都需要相互调整、适应与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