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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特约评论员王琳
唯有充分的说理，才能实现司法权从命令式的“压服”向理性对话的“说服”转变，使司法裁判获得正当性。有了司法公正，舆情喧嚣自然归于平息。
19日上午，备受关注的“王秀芝诉许云鹤人身损害赔偿案”二审落判。天津市第一中级法院驳回了许云鹤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审判决。这意味着，“好心人”许云鹤仍要赔偿王秀芝各项损失共计108606.34元。
“好心人”是许云鹤的自述，也是舆论为许云鹤贴上的标签。作为案外人，我们无法判断这场引发巨大争议的“碰撞”是否真实发生过，但舆情的碰撞却让我们切身感受到了司法公信的危机。
二审的维持原判，能否起到扭转乾坤的正面作用呢？我不太确定。
从报道援引的二审裁判来看，较之一审判决说理更充分，事实和证据的逻辑关联也更紧密。如，“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结论与事故现场图、照片、勘验笔录、当事人述称等证据可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认定王秀芝腿伤系许云鹤驾车行为所导致，许云鹤的驾车行为与王秀芝的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许云鹤主张王秀芝是自行摔伤，自己是停车救助的理由不能成立。”
但在一审判决书中，不说错漏百出，也有不少破绽。比如，一审法官认定不能确定被告车辆与王秀芝身体有接触，也不能排除没有接触。但法官却超越了原告的诉请理由，玩起了推理。判决书假定王老太太的倒地是受到被告来车的影响，并由此确定了人身损害赔偿。而这种王老太太被来车“吓倒”说，原告被告均予以否认。依据双方都不认可的推论作出判决，焉能不被质疑？
所以，与其说二审是维持了原判，倒不如说二审是基于新的证据和理由，作出了一个新的判决。至少在对事实和证据的尊重上，在说理的充分程度上，二审较之一审，有了令人耳目一新的变化。
由此引出的还是一个老问题：裁判文书如何说理。尤其对于判决书而言，它是法官通过对证据进行质证、认证从而认定案件事实，并依据相关法律规定作出实体裁判的载体。通过说理，法官才能清晰呈现案件的演绎逻辑及其心证过程，使当事人感到其诉求得到了法官的认真对待，使民众看到国家司法权在法律和理性的范围内被运用。也唯有充分的说理，才能实现司法权从命令式的“压服”向理性对话的“说服”转变，使司法裁判获得正当性。有了司法公正，舆情喧嚣自然归于平息。
相关报道见昨天A2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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