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光茫

　　对宝岛台湾的认识，以前是从柏杨、李敖、琼瑶、龙应台等人的文字中得来的，这种认识穿插着血浓于水的记忆。只是世界在变化，中国在变化，海峡两岸都在变化，在学者李怀宇刚刚出版的《知识人：台湾文化十六家》一书中，我们会看到台湾的知识人，今天在思考什么，求索什么。

　　这本书是台湾文化名家的人生经历与思想状态的珍贵记录。白先勇、余光中、李亦园、郑愁予、南方朔、隐地……尽在书中展现他们的智慧与洞见。2009年夏天，本书作者李怀宇赴台访问，对台湾文化名人进行面对面的真情访谈。访谈的内容大多涉及学术文化、历史人生，本书就是访谈结集，从中可以探求一些知人论世的史料和真知灼见。一个世纪以来，风云变幻，许多知识人饱经沧桑，仍然在文化领域上下求索，使中华文明薪火相传，殊为可敬。访问台湾的前辈知识人，只希望为我们的历史留下记录，为未来提供别样的参照。

　　台湾当代著名作家白先勇认为，中国需要文艺复兴。白先勇还提议，如果要写华文文学史，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这一段是台湾文学最重要的时代，而大陆则缺少重要作品，刚好台湾文学填补了这个空。在保留某些传统方面，台湾不见得做得好，可是至少有一种延续性，不像大陆起伏太大。对于台湾的族群关系，白先勇说，台湾人哪个没有外省的亲戚，外省人哪个没有台湾的亲戚？

　　“乡愁”是余光中的一张名片。余光中认为，用纯白话可以写出好的语言，但是文白相济，文白交融，那个语境比较立体，更多弹性，更多变化。台湾很多作家，张晓风、王鼎钧、林文月，尤其是王鼎钧，他文言底子很好，他短短一段文字很简要，就有力道。纯粹的白话，像老舍的《骆驼祥子》可以，像徐志摩带点欧味，像梁实秋、钱钟书，带点文言，都是很有弹性。梁实秋一辈子翻译莎士比亚，他的小品，一点西化都看不出来。钱钟书比梁实秋更西化一点，凡是学者散文，都是有古典的底子。

　　人类学家李亦园，台大考古系毕业前，曾请求考古大师李济临别赠言，李济问了一个问题：“假如一个网球掉在一大片深草堆里，而你又不知球掉入的方向，你要怎样找球？”李亦园一时不知如何作答。李济随即回答：“只有从草地的一边开始，按部就班地来往搜索，绝不跳跃，也不取巧地找到草地的另一边，才是最有把握而不走冤枉路的办法。做学问也如找网球一样，只有这样不取巧，不信运气地去做一些也许被认为是笨功夫的工作，才会有真正成功的时候。”我想，大师的思索对于现今的学人，仍有某些启发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