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给农民工一张火车票后再来改称呼吧_新闻台

　　逸川夫

　　这段时间，跟农民工这个称谓叫上板的人渐次增多。先是去年12月20日，河南省委书记卢展工说，农民工这个称呼是对进城务工人员一个很大的歧视，呼吁取消。接着是1月12日《大河报》和《广州日报》分别报道称，11日，河南李方平等八位律师、学者向国务院寄出《公民建议书》，认为“农民工”称谓存歧视，提请变更“农民工”这个称谓，深圳高骊等4名人大代表建议将农民工改为“援建者”。

　　是的，称谓的更新，是更新一些人特别是公职人员脑中的固化意识的第一步，但在现实的劳动保护环境之下，这样的只是称谓变更没有多少意义。不信我们去城市随处可见的工棚里问问那些农民工兄弟姐妹，什么称谓他们真的觉得无所谓，他们真正感到“有所谓”的，是社会地位的公平、公正。只有革新户籍制度所依附的不平等的公民劳动、就业、维权、上学、就医的权利，才是挣脱“只叫着好听而做得难看”的怪圈。

　　实际上，农民工就是农民工，这个称谓虽然在官方文件里，学者论文中出现，显得是有点不体面，但却是奔波和生活在社会较低层面的公民的真实写照。什么援建者也好，外来工也罢，都还是一些虚晃的东西，当不得饭吃。农民工的医保仍还是人为设置的三六九等，生不起病、进不起医院，仍是他们的固有疼痛方式；他们的孩子因在自己的劳作之地根本上不起学，不得不留守乡村的村口，将张望容颜已在记忆中模糊的双亲春节回家，变成一种无奈而孤单的期待模式。

　　何况“农民工”还是一种俗称，口语化的东西。在社会意识层面，专家学者、人大代表想改也改不了的，因为“农民工”身上已附着了太多的利益剥离内容。既然是对这个群体的一个称谓，只要这个群体没有获得完全平等的权利，就会让人们对他们有一种特殊感觉。所以，关健的问题是要让他们真正成为与城市居民享受权利。这方面才是大有作为，比如，农民工无论是坐车，还是乘飞机，全都打七折；农民工子女随父母双方或一方就近上学，配享义务教育的政策阳光，甚至几百元的书本费也免掉；他们在工作地看病就医，除享受该地同等医保待遇外，当地政府再给予一定补助……等等，这比改称谓重要得多。

　　另外，我们还需要剔除劳动就业制度与分配政策上的一些所存较久的不公与歧视。当前，在我们的制度性思维中，应该充分意识到农民工对城市建设起到的巨大的无可替代的作用。多数农民工的工作场所卑微而危险，经常要在辛苦一天后，蜷在工棚一角，小心翼翼地清点带着体温与汗水的皱巴巴的辛苦钱，一元一角地凑齐老家孩子的上学费用。即便如此，农民工还面临着恶意欠薪，还面临着没有年休假、探亲假的不公待遇。

　　须知，农民工需要的是构建法制体系的“政策面包”，而非仅停留在表层的“称呼”变更。我还注意到，在最近这类呼吁改称呼的声音渐响时，为农民工亟待解决的现实难题却不理不问。比如解决民工春节回家过年的“一票难求”问题，仍鲜见行之有效的行动，购票难依旧。在杭州务工的湖南农民工李竹清顶着严寒排队六天六夜，仍难求一张火车票。两相对照，颇显尴尬。所以，恕我直言，我们还是先给农民工一张回家过年的火车票后，再来纵议改称呼的事儿吧。(四川新闻网太阳鸟时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