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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骏
“现在大学四年，大三就开始找工作，实际读书才两年时间。教的内容也与现实脱节，比如读摄影专业的，老师还在教怎么冲胶卷、怎么买相纸，可是现在已经是数码时代了，真不知道他们在学什么。”昨天，在市政协总工会、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组分组讨论时，黄绮委员一番话引起在场许多人共鸣，一时间七嘴八舌议论起来。
大学是不是在浪费时间？作为一个孩子刚入名牌大学读书的妈妈，黄绮还来不及高兴，就开始有些焦虑。
同样感到焦虑的杨爱华委员抢过话筒：“小学里正好相反，每个孩子读书读得苦得要命。不光课程排得满满的，还要上各种学习班，生怕输在起跑线上。”
来自外企工会的乔皓委员好不容易插上话：“我的孩子还小，我们坚持不给他太大压力。周边同学都在报这个班、学那个专长，我不让孩子报班考证书，但能坚持到什么时候，我心里也没底。”
“现在的教育体系，就是让小孩子死读书，让大学生放羊。”夏玲英委员把这种情况归纳为教育“群体焦虑”，“尽管大家都感到压力很大，并深受其害，却都被裹挟着不敢有改变。”
委员们认为，大学放羊的现象根源还在中小学教育。马伊里委员说，“在西方国家的小学中学，孩子们自己选课、修学分，自己掌握学习的节奏，每个孩子都是不一样的。他们的社会认可这样一种文化。”但是在国内“我们还没有形成这样的认同，而改变观念可能要付出代价”。
委员们认为，这不是教育者一家的问题。试想如果某一所学校不留作业，家长首先就不同意：不能输在我一个孩子身上。乔皓接茬：这也不是家长的问题啊，在就业、竞争等整个社会形成的压力面前，家长的心态必定是浮躁的。
来自教育者、学生、家长，以及环境的压力，共同构成了这样一个怪圈。委员们认为，在这方面，政协应该发挥作用，推动社会价值观念变化。乔皓说，“希望在转型过程中，做好我们必须要做好的事，为了自己的晚年、也为了我们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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