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治超先治吏”的“范本”意义_新闻台

　　食品安全问题、环境污染问题、教育乱收费问题，背后同样都有“

　　吏治

　　”问题

　　作为我国能源原材料生产和运输大省、“西煤东运”的咽喉要道，山西一度是全国货车超限超载最严重的地区。而如今，山西公路“三乱”明显改善，走出了越治越超的反弹怪圈。山西治超的主要经验，是从整治吏治入手，明确责任，追根溯源。四年来，山西省有450多名干部因治超不力被给予党纪、政纪处分，其中县处级干部13人，其中山阴县原县长也因治超不力而“丢官”。（据1月5日《新华每日电讯》）

　　超载与吏治，似乎离得很远。但山西在治超时，却敏锐抓住了二者之间的关系，并取得了显著效果。

　　超载现象屡禁不绝，很多人归结为司机贪婪，不法分子操控，甚至认为是市场自身调节的结果，政府最好不要干预。事实上，超载成为顽疾，陷入越治越超的怪圈，与相关法规不完善、责任不明确、手段不强硬有关，更与干部失职渎职，个别执法人员与违法者结成利益共同体有关。

　　超载车屡闯大祸，司机抱怨“不超载就不赚钱”，这种不正常的状态成为常态，不应完全归咎于市场，背后往往有寻租和腐败的影子。一些地方收费站星罗棋布，运输成本居高不下；一些执法人员以罚代管，交了钱就可以随便超载，把治超点变成了“提款机”。这些寻租和腐败成本，都加在运输户身上，只有更疯狂的超载，才能弥补损失。这是造成治超困局的主要原因。疯狂超载背后，往往有不作为的懒官、乱作为的贪官，因此，治超先“治懒、治贪”，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

　　山西治超的经验，在其他领域同样适用。比如，按下葫芦浮起瓢的食品安全问题，此起彼伏的环境污染问题，屡禁不绝的教育乱收费问题，等等。

　　以往，这些问题被归咎于个别企业和机构贪婪逐利、道德贫血，有的甚至发展成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自愿”交易。其实，逐利是企业的天性，市场交易也被证明是最有效率的资源配置手段。但是，逐利和交易，如果超出经济范畴，进入社会领域，甚至最不应该市场化的权力，也参与到寻租和逐利中去，就会造成市场失序、道德失血。各种社会问题随之而来。

　　掌握行政权力的执法者，应该成为市场经济的监管者和仲裁者，无所作为，是失职渎职；参与寻租逐利，则构成违法犯罪。不仅败坏吏治，损害政府公信力，也毒害社会道德。在当前各种失德失范现象背后，往往存在监管部门管理不到位、执法不严甚至猫鼠一家的现象。从根本上说都有一个治吏的问题。

　　治吏的关键，是管好执法者手中的权力。让行政权力回归监管和兜底保障的本位，有作为而非不作为、乱作为，营造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同时，对违法违规者、失职渎职者要严厉问责，一查到底。权力归位，市场显效，很多久治不愈的社会问题可解，社会道德水平提升有望。

　　“治超先治吏”，可作为医治很多社会顽疾的“范本”借鉴，这是山西治超最大的启示。（新华每日电讯评论员丁永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