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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英千里与韩拱辰在台湾
英千里
与官场格格不入
对于英家人来说，英敛之的故事太过遥远，类似传说，英千里才是真正改变了家族命运的人。他和妻子蔡葆真(晚清山东巡抚、民国教育总长蔡儒楷之女)一共生了9个子女，长女七香、次子若敬患病早逝，其余几个孩子依次为若勤、若诚、若聪、若采(女)、若识、若智、若娴(女)。
英千里回国后先是在辅仁做教授，后又接受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的邀请，为两校学生教授英国文学。那年头，教授收入丰厚，同时打三份工的英千里最多时一个月能拿到1000块大洋。
英若识到现在还记得有一次父亲领了薪水，“把大洋往桌子上一堆，让我们小孩儿趴在桌子上抓着玩儿。”
英千里在京郊买了别墅，每年夏天，一家人就坐着马车从城里到温泉别墅度假。后来，他又买了一辆福特牌轿车。英壮遥想当年，甚是感慨，“我爷爷当年那可是真正的大款啊！”
同父亲英敛之一样，英千里也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他的孩子们全都受了洗礼，都有教名，英若诚从小就担当教堂祭坛独唱，祷告和赞美诗也是他们家庭生活的一部分。蔡葆真从未离开过中国，她父亲为了让她配得上那位留洋的准女婿，从小就把她送进教会学校，她同样是一名天主教徒，精通英文和法文。
这样的夫妻在同时期的中国并不多见，在英若识的记忆中，“我们家的民主空气一直很浓”。蔡葆真奉行“树大自直”的教育理念，给予子女最大的自由空间。父亲即便给他们立规矩，也“总是很绅士”。印象中父亲只打过一次孩子。
“我大哥若勤10岁的时候，说话冒犯了母亲，父亲让他靠在桌子上，用一根手杖打他的屁股。这个过程他弄得像一个仪式一样，我估计那可能是英国式的打屁股。”
英若识对父亲印象最深的是晚上的“床边故事会”，“我父亲有3间书房，里面堆满了各种书籍，我们从小就在里面胡乱看书。晚上他情绪一高，就把我们叫去，他躺在床上，我们站在床边上。他给我们讲希腊神话，《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基本上都讲完了。每天都讲一段，讲得特别生动，我们特别感兴趣，爱听，太好玩了。”
抗日战争爆发后，英家失去了这份喜乐平静。英千里和辅仁大学的一些爱国人士秘密成立了地下抗日组织“炎武学社”，由辅仁大学文学院院长沈兼士任主席，英千里任书记长，直接接受国民政府的指示，在学生中宣传抗日思想，鼓励学生投身抗战。1942年日伪特务机关把他抓进监狱关了3个月，用尽刑罚，一无所获，只好将他放了。
1944年2月，他再次被捕，国民政府起初以为他已英勇就义，还在重庆为他举行了追悼会。英宁为此特别钦佩他，“一个家族出名人不难，出英雄不易呀，老虎凳、辣椒水，那可是动真格的！老爷子一介寒儒，能视死如归，不屈不挠，了不起。别人我不知道，反正我是做不到我爷爷那样。”
一年后，日本投降前夕，英千里在社会各界的营救下出狱。英若诚当时从天津圣路易中学毕业，已经获得免试进入剑桥大学的资格。英千里与儿子长谈了一次，“当初你爷爷把我送出去，是希望我从小就学习西方文化，从根本上了解西方世界的科技和文明，将来好为自己的国家做事，可他万万没有想到，这造成我一生无法弥补的欠缺。我12岁出国，24岁回来，完全不了解中国社会，很多应该做又很想做的事情都做不了。”他劝儿子以自己为鉴，放弃剑桥，改在国内上大学，“千万不要从一个外国学校出来，再进到另一个外国学校里去。”
英千里知西不知中，英若识讲了一件趣事，“他12岁出国，像个外国人，中文不如英文好。他当教育局局长的时候，很多人找他题字，其实都是我母亲代他写的。”
抗战胜利后，英千里作为抗日英雄受到国民政府的重用，做过北京市教育局局长和南京政府教育部的司长，但他的个性与官场格格不入，这个官当得很痛苦。英若识回忆说，“他很清高，官场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他都不懂，属于一点不会来事的那种人。”
英若识记得有人给他父亲送过一块银盾，银盾上刻了“步步高升”4个字，“我父亲当时就把这个人骂回去了，这是我亲眼看见的。他一直保持着知识分子的人格，对官场很不适应。”
英千里后来告诫他的子女，“长大之后，一不可为官，二不可从艺。”英若诚清华毕业后跑到北京人艺当了演员，后来又官至共和国文化部副部长，这些都是老爷子料不到、也管不了的事情了。
1948年12月，北京已被解放军围城，英千里作为国民党政府“大陆人才抢救计划”中的重要人物和胡适等人从北京东单机场匆匆飞往南京。在此之前，英若诚曾专门从清华大学跑回城里，劝说父亲留下来，不要跟着国民党去台湾。
“我的宗教信仰怎么办？”这是英千里最大的担忧。
英千里到台湾后与政界再无瓜葛，专心教书。先是主持台湾大学外文系，1955年后又全力投入到辅仁大学的复校上。
英家几个孩子中惟有大哥英若勤在那之后见过父亲，“我大哥那时候在上海工作，他跟着他们单位中国石油公司去了台湾，在那里跟我父亲见了面，还帮我父亲买了家具。”
英若勤看到国共两党似有划江而治之势，就离开台湾回到上海，回来之后跟家里人讲了英千里在那边的情况。英若识记得父亲寄过一笔路费给家里，还写了封信，“催我母亲带我们去台湾，他特别惦记我的小妹妹若娴，我父亲走的时候她才4岁。”
英千里走后，蔡葆真带着7个孩子艰难谋生，她卖了一些古董维持生计，凡是在读的孩子，一个都不让他们中断学业。生计艰难，免不了借债度日，她把丈夫寄来的路费都拿去还了债。1950年前后，她写了封信让丈夫再寄一笔钱，这封信下落不明，家人从此与英千里失去了联络。
英千里在台湾收养了邻居家的女儿韩拱辰为义女，1980年她在英若诚访美时设法与他取得联系，交给英若诚许多珍贵的资料和照片。
英千里在台湾恪守着天主教徒的生活准则，一生没有另娶。罗马教廷给他授予了爵位，这个殊荣他的父亲英敛之去世后也曾得到过。
海峡的这边，他的孩子们与他划清界限，放弃了原有的宗教信仰，积极向党组织靠拢。却因为家庭出身太差，海外关系复杂，多数被组织拒之门外。
英千里辞世后，蒋介石为他亲笔题写了一块匾额，上书“教绩孔张”4个大字，时任行政院院长蒋经国亲自主持了他的追思会。出殡那天，为他抬棺的全是立法委员。
1993年，英若诚在马英九帮助下终于成行去台湾访问。马英九和余光中都听过英千里的英美文学课，马英九自美国留学返台后，担任过蒋经国的专职英文翻译；余光中曾说，在英美文学的学习上，他从英千里那里受惠最多。
英若诚为父亲扫墓在当时是岛内各大媒体争相报道的大新闻。英若诚在自己的回忆录里说，在父亲的墓碑上他看到了父亲的照片，“样子比我记忆中要衰老”。这是他与父亲的最后“团聚”，此后他的身体状况恶化，再没有踏上台湾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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