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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0年11月04日 09:49 | 进入复兴论坛 | 来源：法制日报
专家称加强有效监管和问责机制制定国家层面土地分配标准
对于“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执行中出现的种种不尽如人意的现象,专家认为有制度的原因,也有操作的原因:制度上对能否在承包期间抵制各强行征收行为不明确,在地方土地财政利益驱动下,官员滥用职权来进行寻租,获取非法的收益。
所以,制度层面需继续强化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地位,虚化土地所有权,只有这样,才有利用市场配置资源的产权基础
全国有20多个省份获得了试点许可,一些试点城市正在进行拆村运动,并推出“宅基地换房”、“土地换社保”等相应政策以期达到村居改建为楼房的目的。
但在“换房”过程中,某些官员或者同他们有联系的人从中渔利,例如采取较低的价格和补偿从农民手中征收土地,再用较高的价格卖给开发商,这个差价往往是补偿款的十几倍。这个过程并不公开,某些人利用职权从中获利。
目前,必须在操作环节上进行规范,加强有效监管和问责机制,更多调研民意。国土部门应从国家层面尽快制定挂钩试点收益分配的具体方案,使试点项目区的农民真正享受到挂钩试点带来的实惠
近日,全国20多个省市正在进行的让农民“上楼”行动引起了社会的极大关注。
被曝光的农民“被上楼”的地区尽管目标相同:将农民的宅基地复垦,用增加的耕地,换取城镇建设用地指标。但他们共同的政策依据是,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
据了解,“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本意是推进城乡建设用地的节约、集约利用,然而这场以政策为依据的“运动”,目前却被指是曲解国家政策,为地方土地财政所驱动,正在演绎为违背农民利益、以地生财的新途径。
“政策设计理念及出发点是好的,不过,国土资源部部长兼任国家土地总督察徐绍史也表示这个政策在操作中出现了一些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土地管理系博士张远索在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时说道。
据公开资料显示,目前全国有20多个省份获得了试点许可,一些试点城市正在进行拆村运动,并推出“宅基地换房”、“土地换社保”等相应政策以期达到村居改建为楼房的目的。然而,有学者调研后指出,由于缺乏监管,这场“试点”背后出现一批合法利益未得到保障的农民,境况堪忧。
“上楼”被指无法律依据
政策成某些人渔利工具
“近期,我所在的研究小组对北京某郊区村里的153户不愿意搬迁的家庭,做了一份民意调查。”张远索告诉《法制日报》记者,调查结果显示,有超过一半家庭是因为担心搬迁以后利益受损而拒绝搬迁。
张远索说,除了担心利益受损外,“上楼”之后,村民们习以为常的“圈养家禽、晒农作物”都将可能变得“遥不可及”,而类似生活上的改变也成为一些村民拒绝“上楼”的原因。
“‘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在实际操作中存在一些法律问题。将农民集中起来创造一个大规模的村庄,这种‘适度城市化’,改变了农村农民原来的生活生产方式,这种强制性的做法是缺乏法律依据的。这种强行的集中,不是正常的‘增减’。政策中明确的‘增减’,只是为了给土地规划上的农业用地提供周转空间,并不意味可以让百姓强行搬迁。”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王锡锌认为,如果要搬迁就应当以征地拆迁的方式来处理。
“在我们的走访中,还有一些村民指出,原来的村居被拆、宅基地被拿走后,换到的只是一处小面积的房子。而且住进楼房后,收入没增加,生活开支更大了。”张远索说。
据相关媒体报道,河北某村的村居按每平方米600多元估价,而楼房按每平方米800元卖给村民。而村民则给这片6层的楼房起名为“鸡架”——没有阳台,没有电梯。更为严重的是,其中有一栋楼,盖了一半裂缝了,又重新再盖；楼房地基未使用圈梁,用的钢筋也非常细；墙体外立面的涂料质量差,墙皮开裂；屋顶、墙体下雨天漏水。
不过,令人心忧的是,在这场农民“上楼”的运动中,问题不仅如此。
据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士说,一些地方政府并未按照承诺的以宅基地换房,而是根据房屋的建筑面积换房；还有一些地方建设者故意建设面积较大的房屋,农民不得不以商品房的价格购买多出的住房面积。
“事实上,在操作中,许多农民都不是完全地换房,而是必须从腰包里掏钱买房。有关部门曾承诺按照每人15平方米的标准,以户为单位可获得‘小平方米房屋’,但这一承诺很多地方并未履行,甚至连这样的房屋都没有开始施工建设。”上述知情人士透露说,农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在镇里找不到新的工作,而且生活开销很大,新生活面临一定困难。
“在换房过程中,某些官员或者同他们有联系的人从中渔利,目前一些地方采取很低的价格和补偿从农民手中征收土地,再用较高的价格卖给房地产开发企业,这个差价往往是补偿款的十几倍,农民并未从中获得应有的补偿。这个过程并不公开,某些人利用职权之便从中获利。”上述知情人士说,很多地方政府“圈地”后并没有及时开发,因此而滋生的腐败不容忽视。
“地方经营土地财政是一个公开的事实,特别是城市周边的土地升值空间太大,一旦利用增减挂钩大开绿灯把这些土地转为建设用地,地方政府有很大的获利空间。在制度上,目前仍没有很好的办法来遏制这种典型的‘与民争利’。”王锡锌认为,“增减挂钩”政策如果操作不好的话,就成了“开绿灯”,农民的权益将受到更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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