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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贷危机中，贝尔斯登倒下、美林倒下、雷曼兄弟倒下，还有摩根士丹利在苦苦支撑，反倒是高盛，快速增长、逆势上扬。为什么都是投行，其他做不到，而唯独高盛做到了，而且还做得如此优异？
让时间追溯到2006年年底，也就是危机爆发前的某天，在位于百老汇大街85号高盛总部30楼的办公室里，高盛首席财务官大卫·维尼亚（David Viniar）召集了各部门主管，紧急召开了一个以“抵押风险”为主题的会议。高盛使用的风险管理模式平均每天要收集2.5万个数据进行风险测试，当次级债风险尚未充分暴露时，风险控制系统已经发出了预警信号。 在与其他主管共同仔细查看了整个投资组合后，维尼亚当即决定采取卖空对冲策略以防房地产价格下降。会后，高盛陆续减持抵押贷款相关债券，并同时购买高额的保险，作为抵抗进一步损失的保护性举措。事实证明，此举不仅让高盛避免了受牵连崩盘的灾难，而且还让它在众人皆输中“独善其身”，成为华尔街满目疮痍的景象中唯一的亮点。
“我们只是运气比较好。”高盛董事长兼CEO的劳埃德·布兰克费恩(Lloyd Blankfein)在被问及有何经验可以传授时，多次这样谦虚地表示。当然，这个回答没有多少人会在意，就像我们回过头去反思次贷危机的爆发以及美林、雷曼兄弟的破产，荒谬地把原因归结为“是运气不够好”一样——要知道，像高盛这么一家有着百年经营史，曾经作为一个由犹太人经营的公司因而只能在很狭窄的范围内开展业务，曾经是一个有诸多弱点，仅仅在大宗交易、商业票据以及风险套利这三个独立业务上拥有相对优势，也曾经在多项投资和决策中失误并且付出高昂代价的家族企业，最终发展成为世界上最著名的投资银行和现代金融业巨头，不可能光靠运气。
于是，从来都不乏爱好者去追寻高盛的成功秘诀。例如，前任高盛副总里莎·埃迪里奇在《高盛文化：华尔街最有名的投资银行》（09年最新版被译为《高盛：最后的赢家》）一书中指出，高盛的崛起和成功皆因三个强大的支柱：领导层、职员和公司文化。而在李德林所写的《干掉一切对手——看高盛如何算赢世界》中，高盛则被解读为一个操控者、一个阴谋者、一个有着狼子野心的主宰者，是它布局和导演了一系列我们后来看到的事件，像贝尔斯登、雷曼兄弟、AIG的死亡，希拉里的败选、奥巴马的上台，美元贬值油价走高，中石油中石化在迷局中分化等。还有观点认为，是高盛较为保守的企业文化和敏锐的风险预警机制成就了高盛。高盛的风险控制系统初建于1995年，这个系统的核心是内部监管委员会。每周三召开电话会议，检查公司所有大的风险项目，包括市场风险、操作、信用、新的工具与业务及公司声誉。这个风险管理部门和交易部门是平级的，交易要接受并通过风险管理部门的监控。正如布兰克费恩所称，高盛的风险控制系统是个秘密武器——1100人的风控部门，个个是精英，说话有分量，要你减持绝没商量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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