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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4日，在瑞士世卫组织总部，陈冯富珍和工作人员在华人师傅带领下练太极，迎接世界卫生日的到来 新华社发
陈冯富珍
羊城晚报记者 张璐瑶
5月23日下午，瑞士日内瓦，第65届世界卫生大会(WHO)正在这里召开，陈冯富珍被选举成为世卫组织下任总干事，任期5年。这已经不是陈冯富珍第一次站在世卫组织总干事的位置上。2006年11月8日，代表中国参选的陈冯富珍便被推举为世卫组织总干事，成为该组织成立58年来首位担任该职的中国人。
陈冯富珍，女，1947年生于香港，祖籍广东顺德。现任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前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卫生署署长。由于其在防治禽流感和抗击非典中表现出的坚强和果敢，被人称为“铁娘子”。
禽流感时被封“杀鸡署长”
在香港，很多人认识陈冯富珍，都源于1997年的H5N1禽流感。
当时，香港一名3岁小童相信因为在一个贩卖活鸡的店铺门口空地玩耍，吸入带有病毒的鸡粪而死亡，成为全球首宗人类感染禽流感的病例。而时任香港卫生署署长的陈冯富珍为了平复市民的恐慌情绪，安定人心，向市民宣称：“我日日都食鸡，大家唔好惊。”
此话一出，陈冯富珍成为媒体聚焦的热点，也因此被香港媒体称为“鸡珍”。
陈冯富珍说：“作为处理公共卫生的官员，我可能是个实话实说的人，我很忠于自己的看法。其实从科学的角度看，你只要把鸡煮熟了，绝对可以安全食用。”
不久后，禽流感在香港全面爆发，她被批评为误导市民，这年年底，陈冯富珍力排众议，果断向特区政府提议杀尽全城的鸡，随后，政府下令扑杀香港全部鸡只和其它家禽，当年即宰杀了130万只家鸡，最终使疫情得以杜绝，“杀鸡法”后来也被其他国家相继效仿。因此，陈冯富珍又被香港市民称为“杀鸡署长”。
仅仅过了6年之后，一场突如其来的SARS又让陈冯富珍奔赴与病菌的战斗。
“抗击非典”一战成名
2003年年初，SARS在香港的突然出现，让香港卫生署措手不及，在防治方面显得有些被动。这时，香港公众和一些政府议员对卫生署产生了很多负面的看法，认为相关部门“忽视市民的健康、没有尽到应有的责任”，甚至认为“对港民安危置若罔闻、无动于衷”。这种情况下，世界卫生组织成立了一个“国际审查小组”前往香港调查。当时，作为这个小组成员之一的著名呼吸疾病治疗专家钟南山院士，开始频繁地与陈冯富珍接触。
钟南山回忆说：“最后调查的结论对她的工作是肯定的。当时面对众多的指责、质疑，她心里并非没有委屈，但我从未见过她表露出一丝的反感和不耐烦。她总是尽量地解释、尽量地做沟通工作。她的解释非常诚恳和实事求是。”其实，SARS于2002年冬季最先在广东出现的时候，陈冯富珍已对此高度关注，曾积极地与广东省以及中央政府进行过沟通，并用尽所有办法收集不同的疫情消息。
接受“国际审查小组”调查期间，陈冯富珍一点也没有停止防治SARS的工作，“她很宽容，有很强的协调能力。面对不同意见时，她从不会轻易否定或是忽略，而是善于以一种积极的态度，从不同的意见中吸取、综合并形成有价值的思路和方法。”钟南山回忆道。
其实，当时很少有人知道，“非典”肆虐时，当时55岁的她已经退休，只是香港政府的合约雇员。
“铁娘子”也有柔情
非典风暴过后，陈冯富珍辞去香港卫生署署长一职，出任世卫组织助理总干事。世卫组织成立的专门应对禽流感的协调部门，便由陈冯富珍负责。
有媒体对她评价说：“在那场灾难面前，她作为一名女性官员，沉着、果敢、细腻的个性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而正是由于陈冯富珍在处理非典危机时的出色表现，使她获得了国际社会和世卫组织的青睐。三年后，她又成功当选世卫组织总干事；又过了5年半，陈冯富珍再次当选，成功连任。
有人说，是SARS“成就”了她世卫总干事的位置；还有人说，在工作中她是不折不扣的“铁娘子”。然而，除却工作，私下里，她曾为爱“弃文从医”，也是一个尽职尽责的贤妻良母。
有媒体报道，非典期间，陈冯富珍每天早出晚归，一家人要靠字条沟通，与丈夫连续很多天不能一起吃饭。而作为一个妻子和母亲，她除了每天公布疫情，宣传对抗非典的知识外，还抽空去买消毒水，回到家里稀释消毒，尽到一个家庭主妇的责任。儿子陈浩淇也曾赞道：“妈咪平时工作好忙，但她是一个称职的好妈妈。”
曾经还有媒体说她很有“明星”范：很注重自己的仪表，喜欢化妆，每次会见客人，从衣着到仪态，都会精心设计。若有报纸刊登了她的靓照，她还会嘱咐同事联络报社买下相片以作留念。她还喜欢跳舞，据称她的舞姿相当曼妙。
而让人记忆犹新的是，在非典时期一次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她短短时间里流了三次泪。她回应道，工作压力大自己完全可以顶住，却最怕看到自己的同道们一个一个地病倒。
专家解读
国际组织为何越来越多中国面孔？
记者注意到，像陈冯富珍这样的华人身影，近些年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各色国际组织中，并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副总裁、中国央行前副行长朱民，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林毅夫，联合国副秘书长沙祖康等。
天津师范大学国际关系学者熊昊认为：“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尤其是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之后，更希望在国际事务中有一定的话语权，因为国际组织的规则制定多是由话语权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制定的。”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人不怎么重视加入国际组织，认为那是西方的；改革开放以后，国门逐步打开，开放的力度进一步加大，对外贸易和经济总量等的增加，也使得越来越多的中国人重视中国在国际组织中的地位和声音。这也会更好地保护中国人，尤其是海外华人的利益。”熊昊说。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的80后女孩：
中国雇员认真敬业常被赞
80后女孩曾庆怡，目前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华代表处担任北京方案助理。
她告诉记者，从小到大看新闻的时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是最经常听到的一个联合国机构之一。对教科文组织所致力于的全民教育和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等也是耳熟能详，并十分向往参与到其中。2008年，她到德国攻读公共政策硕士学位，参加了一门由联合国某前任副秘书长教授的关于联合国机构改革的课程，更加深了她为联合国机构工作的愿望。2010年，从德国硕士毕业后，她终于如愿以偿。
曾庆怡所在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华代表处，共有33名中国雇员，占整个代表处雇员的66％。中国雇员为当地雇员，一般担任项目助理、行政助理和国家项目官等职务。外籍雇员绝大多数为国际雇员，担任国际项目官的职务。当地雇员的工作内容更多是协助项目官做好每一个部门的工作。
由于身处联合国这个庞大的机构，工作覆盖面非常广泛，而她所在的信息与传播处也负责推动包括信息和知识的普遍获取、媒体发展、言论自由等很多领域的工作，如何迅速并全面了解整个机构并融入到工作中去，是她刚进入这个机构时最头疼的事情。
不过，由于身在驻华办公室工作，曾庆怡认为，办公室里的中国雇员还是有很大优势的。“最大的优势肯定是语言和对本国文化的熟悉和了解。另外，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以及越来越多的海外留学经验，中国雇员在国际组织的总体竞争力也越来越强。”她说，“经常听我所在办公室的国际雇员称赞中国雇员的认真和敬业。”
站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这个大平台，除了眼界和知识之外，曾庆怡也觉得自己收获了不少，“我能感觉到，自己所做的工作哪怕是微小的方面，对建设和平、消除贫困、可持续发展和文化间的对话能起到推动的作用，这是非常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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