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月9日，人们在日本东京上智大学参加悼念3·11大地震死难者活动。当日，约500名东京市民在上智大学参加追思活动，悼念3·11大地震死难者。在日本3·11大地震周年祭期间，日本政府和民众将举行一系列活动，纪念这一巨大自然灾害给人类带来的伤害。新华社发（关贤一郎摄）

　　新华网东京3月10日电(记者冯武勇)一年前，一场9级地震撼动日本列岛；特大海啸横扫日本东北海岸；福岛核泄漏事故重创日本社会。15850人死亡，3283人失踪，占日本国土面积约3%的地域受困于核污染，社会财富损失难以估算。

　　一年中，地震摇撼的不仅仅是板块和岩层，也摇撼着日本既有的政治、行政、经济和社会结构。

　　一年中，海啸撕扯的不仅仅是沃野和楼房，也撕扯着日本普通民众的理智与情感。

　　一年中，核泄漏改变的不仅仅是福岛人，也在重塑许多日本人的生活和行为方式。

　　有毁灭，有呈现，有再生，有反思。在一场特大灾难的时间轴线上，一周年，可哀悼逝者，可慰藉生者，但远不足以抚平伤痕，亦远不足以走出阴影。

　　重建路漫漫

　　“为促进灾后复兴，必须跨越这样的障碍”日本环境省制作的巨幅跨版公益广告刊登在3月6日的《朝日新闻》。纸面上，是一张铺天盖地的灾难废墟照片，地点，宫城县石卷市，摄于2012年2月24日。

　　废墟堆的下方，环境省用近乎乞求的语气呼吁，为了早日实现东北灾区复兴，恳请日本其他地区接受和帮助处理宫城县和岩手县的灾难废墟。

　　特大海啸给灾区留下了海量废墟。日本环境省估算，仅宫城、岩手和福岛三县共产生灾害废墟2253万吨，其中已完成分拣、回收和掩埋最终处理的只占全部的5.6%。但如果依靠县内设施独自处理，宫城和岩手县仅消化灾害废墟就分别需耗时19年和11年。

　　没有人愿意在一片狼藉的废墟堆上重建家园。遍布东北灾区的废墟堆如未能及时清理，震后重建只能是纸上谈兵。但目前只有青森县、山形县以及东京都开始接收和处理灾区废墟。一项民调显示，超过86%的市区町村地方自治体因担心焚烧废墟会导致放射性物质扩散，而不愿接纳灾区废墟。

　　在跨越废墟这一障碍的同时，日本政府还需要跨越“人心壁垒”，让民众对灾区重建建立信心。今年2月10日，由首相亲自挂帅的复兴厅正式挂牌，复兴经费也陆续到位，但最新的民调显示，72%的民众认为灾后重建“没有前进”，其中东北地区民众近八成不满复兴进程。

　　东京大学教授森田朗认为，困扰灾后复兴的一个主要课题是受灾地区原本人口老龄化和少子化程度突出，灾后容易陷入商铺减少、人口进一步流失的恶性循环。

　　复兴之路，道险且阻。

　　福岛地凄凄

　　日本环境省的废墟广告中没有提到福岛县。福岛全境208万吨灾害废墟中，完成处理的不到5%，20公里警戒区内的废墟基本原封未动。

　　福岛的最大敌人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放射性物质，200万福岛人的最大战斗是“除染”清除、减少起居生活环境中的放射性物质。而在动辄以数十年、数百年计半衰期的放射性物质前面，福岛人的抗争显得那么无助。

　　根据日本气象厅2月底发布的数据，福岛核事故以来，向大气中泄漏的放射性物质总量已相当于切尔诺贝利核事故泄漏总量的30%左右。而根据东京电力公司的说法，至今，福岛第一核电站仍每小时泄漏1000万贝克勒尔放射性物质。

　　今年3月初，日本首相野田佳彦表示，政府计划投入至少1万亿日元用于福岛核电站周边核污染区的除染。这是一项史无前例的全民规模的大行动。掘地三尺，栽培向日葵，高压水枪冲洗，扫落叶，甚至剥树皮。然而，除染效果如何，尚有待时间检验。

　　由于对除污效果存在质疑，福岛第一核电站周边地区不少民众纷纷远走他乡。对于国土狭小且土地私有的日本而言，大量人口集团迁移绝非易事，但随着核事故处理旷日持久，福岛人口流失问题日趋严重。研究显示，按照现在的趋势，30年后福岛县人口将减半。

　　《朝日新闻》3月6日公布的一项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福岛县民中，92%认为“复兴之路尚不明确”。对于“除染”效果，80%福岛人表示“不抱期望”。

　　列岛心惶惶

　　事故改变的不仅仅是福岛人的生存状态，也在重新塑造许多日本人的生活行为方式，甚至开始动摇日本社会的一些传统价值观。

　　今年2月，来自南国冲绳的一条消息，让北国的青森人郁闷了。为了让冲绳的孩子体验雪的感觉，雪国青森每年冬天会运送一些雪到冲绳供孩子玩耍。然而，今年却有冲绳的家长提出反对意见，理由是担心雪中含有放射性物质尽管青森距离福岛核电站足有三四百公里。

　　这是日本列岛人心惶惶的一年。

　　如果以核心受灾区为圆心，在日本列岛画出半径不同的圆圈，在每一道圆圈上摆放上温度计，不难发现，民众对这场灾难的感受存在“温度差”。这既是空间上的温度差，也是理智与情感的“温度差”。涉及福岛时尤其如此，一方面，日本各地经常大张旗鼓举行购买福岛物产展会。另一方面，媒体不时刊载辐射未超标的福岛工业产品遭拒的新闻，甚至传出不让挂福岛车牌的汽车泊位的极端例子。

　　如果说，对上述这些个例，各地民众还有主动抗拒余地的话，对于流通全国的食品，民众只能被动自我防御。一些超市，开始提供快速检测的辐射测定仪；在家长们的强烈要求下，一些幼儿园、中小学校开始允许孩子自带午餐；由妈妈们自发组织的“保护孩子”网络不断更新和交流各地辐射值和食品检测情况。

　　不过，由于福岛核泄漏事故处理周期可能长达数十年，对于食品安全标准近乎苛刻的日本消费者来说，今后很长一段时期都将不得不面对被污染的大地和海洋。

　　“学会与核污染共存”日本一些学者和意见领袖开始喊出这样的口号。

　　事故雾重重

　　对核污染的强烈不安背后，是日本民众对政府处理核泄漏事故上日积月累的不信任感。近期，日本海内外陆续公布一些官方和民间报告，无一例外将矛头指向日本政府在事故之初的种种失策和失误。

　　日本政府刚刚公布的原子能灾害对策本部议事记录概要，显示去年3月11日夜在首相官邸举行的第一次会议上，就有与会者指出福岛第一核电站堆芯熔毁的可能性。但日本政府不仅未采纳这一意见，还撤换了在翌日新闻发布会上提及堆芯熔毁可能性的原子能安全保安院官员。直到去年5月，日本官方才证实承认堆芯熔毁。

　　民间人士设立的“福岛核事故独立检证委员会”在听取前首相菅直人等上百名核泄漏事故处理当事人的证词后，也在2月份公布的报告中直指核泄漏事故处理过程中的“人祸”因素。报告举例说，围绕是否公布SPEEDI（放射性预测网络系统）测算结果，负责测算的文部科学省和有公布职权的原子能安全委员会互相推诿，都不想承担公布的后果责任。此外，从核污染区上空测定辐射值的“机载监测”计划也因文部省与自卫队的沟通不畅而未能尽早开展。

　　临近一周年之际，日本政府首次组织海内外媒体进入福岛第一核电站采访，但记者们基本只能坐在密封的巴士内绕着东电和政府选定的路线走马观花一番。福岛核电站内部的真相，依然裹在迷雾之中。公众只能通过东电的新闻官，时不时获悉如污水泄漏、温度计失效、水管冻裂等零碎消息。

　　防灾情急急

　　“3·11”颠覆了日本地震和防灾方面的许多“常识”甚至基本理念。东日本大地震发生后，许多日本地震学专家异口同声：这是“超出设想”的地震。然而，对受灾沿岸地区地层堆积的勘查显示，历史上类似规模的地震和海啸并非没有先例。由此，一门称为“地震考古学”的学科正在兴起，其研究成果也受到地方自治体的高度重视。

　　日本官方和民间也以“3·11”为契机，开始调整防灾、减灾思路。日本气象厅调整了海啸警报发布模式。“3·11”地震后发布的海啸预警远小于实际海啸高度，也是导致部分沿海住民避难不及的原因。调整后，只要发生8级以上地震，气象厅发布的第一次海啸警报将用“巨大”、“高”等措辞，而不再是可能产生误导的具体海啸高度预测。

　　“3·11”地震发生前，作为震源地的区域原本不在日本地震学界的重点防范区。震后，地震界重新审视和检点了“高危”板块和地域，作出了一系列调整。例如，对于此前孤立设定的日本“东海大地震”、“东南海大地震”、“南海大地震”，最近地震学家提出要另行设定三个地震“连动”的可能性。

　　日本东北大学地震学教授松泽畅忧心忡忡地指出，9级大地震给东日本地下板块和岩层带来了剧烈变化，以致哪儿都有可能成为下一场大地震的震源，“今后数十年内，日本列岛可能变得面目全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