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债危机引欧元区解体猜测专家称欧元不会崩盘_新闻台

　　如今，欧债危机仍在持续发酵，欧元区解体的各种版本也被不断揣摩和讨论。难道真如某些评论家所预言，欧元纸币和硬币在刚进入流通领域的第十个年头，就将成为历史的遗迹吗？如果回顾一下欧元的酝酿、诞生和成长路径，也许我们会得出迥然不同的答案。

　　欧元的诞生或许无法用经济学理论做出较好解释，但从政治角度看却实属合理和必然。

　　欧元的酝酿和早诞更多是政治推动的结果。早在20世纪60年代末，时任卢森堡首相的皮埃尔维尔纳就发出“欧洲货币合作”的倡议，这一提议是对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国滥用美元霸权的勇敢反抗。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欧洲经历了从蛇形浮动汇率体系到欧洲货币体系的探索，体现了欧洲希望摆脱被美苏冷战挟持、寻求经济货币独立的强大决心。两德统一前后，欧洲政治家匆忙达成统一货币的合意，也有用共同货币来规范欧洲经济巨人――德国的政治考虑。

　　从某种意义上说，欧元区的灵魂并非经济的高度趋同或融合，而是政治团结的坚强意志。因此，如果单纯从经济因素来评判欧元区的未来，而低估政治力量的强大作用，不免会得出武断的悲观结论。

　　欧元的第一驱动力是政治意愿，但从欧元诞生及欧元区经济治理架构正式运行的那一刻起，就意味着欧元区经济一体化经历了质的飞跃，并大步走在了政治一体化的前面。但是，受后者制约，欧元区成员国虽统一上交了货币权力，但却坚守财政权力，因此，货币与财政合一的真正意义上的货币区迟迟无法建立。

　　统一货币与分裂财政可能诱发一系列问题，并最终危及货币区的存续，对于这一点，欧元设计者早有预见。为控制破坏性影响，欧元设计者精心构建了一整套防范性制度。例如，规定欧洲央行拥有超然的决策地位和唯一的政策目标；明令禁止欧洲央行为成员国政府进行债务融资；规定欧元区成员国应恪守共同财政政策；制定《里斯本战略》以促进区内经济趋同等。但遗憾的是，在后来的十多年中，只有欧洲央行的独立性被坚决捍卫，其他许多重要的规则和计划并未获得严格遵守。

　　实际上，随着欧债危机的不断升级，欧盟和欧元区的政治凝聚力正在迅速增强。

　　如果历史重来，上述规则被更加坚决地贯彻，或许欧债危机可以避免，至少不会以今天的规模上演。但是，历史不能假设。由于受到政治一体化程度较低的掣肘，尽管欧洲经济治理规则简单明晰，但在具体执行上却碰到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例如，21世纪初，德、法两欧元区核心国家公开逾越《稳定与增长公约》对财政赤字上限的规定，并领导了对《稳约》的“松绑”，《稳约》弹性大增，约束力下降。又如，欧盟层面相关机构权限不足，难以核实成员国上报的关键经济数据，因此无法有效发挥监管和指导功能。这一点，在希腊财政赤字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再如，欧盟层面规划的《里斯本战略》，难以与国家层面的经济战略对接，成为一纸空言，欧元区内部南北经济失衡的现象反而越来越严重。总之，对于欧元区经济治理存在的缺陷和问题，欧元区缺乏的并非预见力、分析力和规则制定力，而是规则的约束力和执行力，而后者需要更加强有力的政治合作意愿作为推动力。

　　2010年春，欧债危机首先在希腊爆发后，各类悲观的论调充斥媒体，理由无非以下几种：一曰一贯反应迟缓的欧盟难以做出迅速决策，进而有效平息惊恐万状的市场；二曰欧盟做出的决策属“中长期改革”，而远水解不了近渴；三曰欧元区内矛盾大增，大国减负倾向和小国脱离倾向兼而有之。一些英美学者甚至建言，欧元区应当考虑建立“退出机制”，让不合格的成员国暂时退出欧元区，待合格后再进入。但是，货币区并不是“自由竞争”的菜市场，成员国之间更多的是合作而非竞争关系。当成员国暂时违规时，应当考虑的是如何督促和帮助成员国尽快合规，而非下“驱逐令”让其自生自灭。实际上，进入“货币区”的好处显而易见，而“退出成本”对于单个成员国和整个货币区而言也非常高昂。

　　2010年春希腊危机爆发后，欧盟危机救助框架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临时性措施到永久性机制，且机制权限不断扩展的巨大转变。又如，2011年7月召开的欧元区紧急峰会上，欧元区各国选择正视欧债危机实质，将之前坚持的“流动性危机”改为“偿债能力危机”，并愿意为削减危机国债务做出实质性努力。再如，2011年9月，欧洲议会决定重新强化《稳定与增长公约》的约束力和效力，以推动欧盟朝“财政联盟”的方向迈进。此外，在增强未来经济竞争力方面，欧盟也己出台新的战略和规划。

　　或许，欧元兑美元汇率可以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市场对欧元的信心。1999年欧元刚启动时，欧元兑美元汇率曾因科索沃战争的爆发从1.07迅速跌落到0.82,跌幅高达30%。但是，欧债危机爆发近两年来，除个别月份外，欧元兑美元汇率的月均值一直保持在1.3-1.45的高位。

　　欧元从酝酿、诞生到现在，曾不断遭受危机，但也正是在这些考验和磨炼中，欧元的生命力、创造力和适应性在不断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