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月22日是星期天，也是中国人龙年春节即将到来的除夕。不知是有心还是无意，美国非政府组织“人权观察”选择在这一天，发布了它指责世界90多个国家和地区人权状况的《全球年度报告（2012年）》。其中关于中国的部分在660多页的报告中虽然只占10余页的篇幅，但是其对中国人权状况的歪曲和指责，着实令人惊讶。

　　有人说非政府组织天生就是以批评政府为己任的。而一个非政府组织将触角延伸到世界各地，以点评世界人权状况为己任却并不多见。而且，对“人权观察”的报告细细探究一下，却会发现，问题也很不简单。“人权观察”一年一度的人权报告发布实际上是国际社会人权话语权争夺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人权观察”的资金来源和话语权目标

　　“人权观察”自称“不接受任何直接或者间接的政府资金”。但是，当有人批评它从荷兰乐施会获取大量资助、而后者的预算又大量来自荷兰政府时，“人权观察”在其官方网站上辩解说“我们从这些基金会获取私人来源的资金，而非政府资金”。对此，另一家非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监督者”评论说，该说法不能获得独立印证。

　　“人权观察”2010年的年度预算是4800万美元。2010年9月，“人权观察”在宣布获得一笔来自乔治·索罗斯的十年1亿美元的捐款时称，“人权观察”计划大幅度增加职员三分之一，而且要“如同传统上影响西方大国一样，影响新兴大国的外交政策”。中国当然要成为它的“影响”对象。

　　笔者认为，经济上的定价权，文化上的话语权，正是西方国家在国际社会予取予夺的法宝。当今，人权问题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主流话语之一，拿人权说事已成为一些西方国家惯用的手法，是其政治和法律话语权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话语权的形成、发展和使用不仅仅是西方国家政府的事情，非政府组织也起了重要作用。

　　《领导力量》一书的作者、曾任美国国防部助理部长、现为哈佛大学教授的约瑟夫·奈在2010年初撰文指出：“政府与政府以及其他组织展开竞争，以强化自身的可信度，削弱对手的可信度。”他认为，网络的发展提供了助力，非政府组织具有更大的灵活性，使得“新公共外交”得以崛起。

　　中国学者庞中英也在2010年8月撰文指出，在过去30年里，中国是西方公共外交的主要“目标国家”。他认为，公共外交的主要手段是所谓“软权力”投射。作为“软权力”的类型，美国、英国的许多政府机构，在达到西方的对华政策目标——比如“出口”西方价值，让这些西方价值“嵌入”中国的现代性方面，发挥了其他外交政策手段所起不到的作用。

　　如同“人权观察”这样的非政府组织，在国内也会批评美国政府，但是总体上，特别是在外交方面，它起着补充和辅助美国政府外交战略的作用。在歪曲和丑化中国人权形象方面，它与美国政府的立场和调门是一致的，甚至还比美国政府更加无所顾忌。

　　二、“人权观察”滥用人权话语权

　　作为一个要在世界各地开展工作的美国非政府组织，“人权观察”以强大的财力为基础，利用西方国家人权领域的所谓道义制高点，通过不定期、定期发布报告、新闻发布等方式形成并使用自己在人权领域的话语权。而西方媒体的推波助澜和互联网传播使这种话语权的巩固和发挥成为可能。

　　挟人权话语权而令天下，这就是“人权观察”的工作目标。而这种话语权的滥用已经达到了相当的程度。以下仅以最近发布的《全球年度报告（2012年）》为例做一下说明。

　　中国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新兴大国。关于这样一个国家的人权状况的报告，想象一下就知道应该是多么复杂和不易的系统性的工作。可是看一看“人权观察”的这个国际报告，我们就会惊讶于其撰写报告的倾向性之强和方法之简陋。

　　中国的人权事业既有成就，也有问题，存在着不少主观和客观上的挑战和困难。关于任何国家和地区的人权评价都不应该是非黑即白的简单论断。可是在“人权观察”的中国报告里，我们看到的是粗线条的简单概括，是一种简单、粗暴的断然否定。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它将“残疾人的权利”作为一个专题来写。之下仅用了160个英语单词写上寥寥数语。开头一句话断定中国政府未充分保障残疾人士的权利。紧接着说了两件事，一件是2011年9月残疾人建议教育部制定全国统一的教师资格体检标准，另一件说同月河南官员从省内多处黑砖窑解救智障人士。这都是2011年9月中国国内媒体上的新闻。最后它提到10月《精神卫生法（草案）》征求意见，专家担心存在对精神残疾人士具有潜在风险的内容。在笔者看来，用残疾人最近对政府的建议、政府解救残疾被害人的新行动、让全社会公开讨论的未决的立法草案来说明中国政府保障残疾人权利不力在逻辑上是难以服人的。而且，好像“人权观察”撰写一个国家报告的工作不过是对9、10月份中国媒体报道的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阅读和引用。至于中国政府加强民生和社会建设，创新社会管理机制，加大对残疾人事业的投入和保障力度，种种的措施与成就，在“人权观察”那里则是一概被抹杀，统统视而不见。

　　定性简单片面，定量匮乏粗浅，这样缺乏严谨逻辑和科学论证的报告简直是不值一驳。但是，它又为什么可以堂而皇之地发布，并在西方媒体上大行其道呢？

　　费解之余，笔者才明白。原来，指责本身才是它们最需要的。所谓的非政府组织要通过指责来维护其“人权卫士”的称号，所谓的西方全球性媒体要通过指责来维护“人权传声筒”的角色和西方国家“人权警察”的地位，它们在诋毁中国的进步和发展方面可谓绝不手软。

　　对“人权观察”和西方媒体来说，报告的粗浅、简陋甚至是谬误并不可怕，谈人权本身就有“正当性”，批人权本身就有“价值”。

　　三、人权领域的话语权可能继续被滥用

　　在金融危机发生之后，为了转移国内矛盾和民众焦点，同时也因为在经济、贸易等领域内对他国进行压制日渐乏术，西方国家更多地诉诸以民主、人权为幌子的所谓成本低、效果好的“价值观”战争。

　　西方发达国家向来有经济、政治、道德上的优越感，常以“世界警察”自居，并对其他国家指手画脚。金融危机加强了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但是，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新冷战思维却仍然存在。

　　因为需要中国，西方国家的政府有时会在人权问题上缓和一下调门，避免与中国有过多的正面冲突。非政府组织则更多地走上前台。如此一来，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一唱一和，形成一种庞大的国际舆论环境，牵制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发展。

　　笔者认为，中国正在迅速崛起，国际曝光度大大增加，此时在人权领域对中国的有意、无意的误解、歪曲和诋毁还可能不断出现，人权领域的话语权可能还会被滥用。

　　面对外界的评价和批评，中国有句古话叫“旁观者清”，中国人也向来有“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宽阔胸襟，但是面对西方国家以强势话语权为后盾的人权歪曲、攻击和丑化，我们也不得不保持清醒和警惕。一方面，我们可以重温意大利诗人但丁的话：“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另一方面，还要增加国际交流与合作，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认识中国。（王一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