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抗疟疾成效显著 2015年有望实现零死亡(图)_新闻台

　　8月11日，1岁的索马里小男孩伊德曼坐在妈妈的大腿上。伊德曼身患疟疾，而且严重营养不良，但家人没有钱给他买药治病。

李国桥认为抗疟的关键在于消灭传染源和服用复方青蒿素。

　　6月13日，在科特迪瓦经济首都阿比让班热维尔区难民点，患有疟疾但得不到治疗的孩子站在帐篷门口。

　　世卫组织提倡以青蒿素为基础的中药疗法但要获得国际认可需5至10年的努力

　　一种由蚊子传播、可防可治的疾病，却在折磨人类几千年后的今天，仍然困扰着地球上过半数的人口，甚至夺走人类的生命。直到近日，广大非洲贫困疟疾患者，似乎看到了希望。9月12日，世界卫生组织（WHO）传来可喜的消息：如果防治得当，且投资力度不减，到2015年，疟疾的致死率有望接近于零。而2003年以来，全球用于防治疟疾的资金增长了15倍。同一天，中国科学家屠呦呦获得了2011年国际生物医学大奖“拉斯克奖”中的临床医学奖，理由是“发现有效治疗疟疾的药物青蒿素”。

　　有了有效的药物和充足的资金，人类攻克疟疾的战争理应胜利在望。然而，这场打了几千年的战役说明，要想彻底根除疟疾，远没有如此简单。历史教训表明，受到不同国家政治经济利益的掣肘，一些抗疟行动效果不尽如人意。正如国际著名疟疾专家李国桥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所说，一种全新有效的抗疟方法，想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和应用，需要经历与多种利益相博弈的过程。

　　WHO早在2001年表示，最有希望治愈疟疾的疗法出现在中国。李国桥这位曾在非洲创造短期除疟奇迹的七旬老人，正和他的团队一起，用事实不断向世人证明，中国人的方法和中药可以迅速造福全人类。

　　专题文字：蒋林陈周

　　本报讯疟疾，中国人俗称“打摆子”，是一种很古老的疾病，远在2000多年前的《黄帝内经·素问》中即有《疟论篇》和《刺论篇》等专篇论述疟疾的病因、症状和疗法。在欧洲，早在公元前二三世纪，古罗马作家的作品中也提及疟疾这种周期性的疾病。从公元4世纪开始，此病成了古希腊的地方病，一直广泛流传。

　　直到1897年英国人罗斯才发现蚊虫与传播疟疾的关系，疟疾是一种由雌性疟蚊所传播的疟原虫所引起的疾病，主要存在于热带和亚热带地域，症状包括有连续发冷、发烧、冒汗、头痛、肌肉痛和疲倦。患疟疾最严重的后果是影响中央神经系统，患者会有神志不清、抽筋、血液和肾脏问题，甚至可于24小时内死亡。

　　全球过半人口受威胁

　　目前，全球有过半数的人口受到疟疾的威胁。疟疾广泛流行于世界各地，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目前仍有92个国家和地区处于高度和中度流行，每年发病人数为1.5亿，死于疟疾者逾200万人。据统计，仅2009年全球便有80万人死于疟疾，其中儿童和孕妇是疟疾的高危人群。

　　疟疾仍然是当今人类的最大杀手之一，在卫生条件相对较差的非洲更是主要的致命疾病之一。全球90%的疟疾致死人口来自非洲。WHO的统计数据显示，在非洲所有儿童死亡个案中，有五分之一（20%）是由疟疾造成的。据估计，非洲儿童每年平均罹患疟疾1.6至5.4次。在非洲，最严重时每30秒就有一名儿童死于疟疾。

　　疟疾每年给非洲各国造成约120多亿美元的损失，疟疾也是致非洲经济一直陷于困境的主要原因之一。

　　中国“零疟疾”任重道远

　　尽管在现今中国，疟疾听起来有些陌生而遥远，但中国也难以在2020年之前履行“零疟疾”的承诺。

　　疟疾曾是严重危害我国人民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虫媒传染病。经过多年积极防治，我国疟疾疫情显著下降，发病人数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每年300万例下降至2010年的7433例。

　　目前我国的疟疾病例主要来自海外而非大陆本土。近年来，由于外出务工、经商、旅游等人口流动频繁，输入性疟疾病例呈上升趋势，恶性疟疾死亡病例明显增多。每年约有2万人携带疟疾穿越中国内地。

　　防疟挑战

　　疟原虫抗药性增强

　　本报讯目前，以青蒿素为基础的联合化疗（简称“ACT疗法”）是世界卫生组织提倡的有效疗法。不过，疟原虫对药物的耐药性却不容忽视。WHO疟疾治疗部主任阿瑞塔·古琦曾说：“如果我们失去青蒿素，那我们对疟疾就没有有效的治疗手段了。反过来，如果我们一味依赖纯青蒿素药物则加快了疟原虫对这类药物产生抗药性。因而，专家建议采用复方青蒿素来对付疟疾，那样疟原虫产生耐药性的机会就会大大减少。”

　　人类曾经有过被疟原虫打败的惨痛教训。曾经流行一时的抗疟药氯喹现在在世界上大部分地区已经失效。磺胺多辛-乙胺嘧啶自1977年进入泰国后曾被广泛应用，但5年内其疗效大幅下降了90%。而抗疟药阿托伐醌自1997年上市后，仅仅只过了1年疟原虫就产生了耐药性。

　　十年抗疟疾之路

　　世卫与各国博弈

　　本报讯世界卫生组织曾承认，之所以疟疾仍为人类杀手之一，在非洲地区广泛传播，与之前的一些国际抗疟行动未能善始善终有关。上世纪50、60年代，发达国家的政治利益考虑与缺乏资源贡献意愿成为WHO自主行动的长期掣肘因素。

　　自1998年开始, WHO利用构建公私伙伴关系的形式在组织外部寻求支持，克服了国家间合作模式的缺陷，实现了自主性的扩展。近10年来的抗疟成果颇丰，与此有着密切的联系。

　　1998年前

　　政治压力

　　钳制世卫

　　WHO成立后, 就将应对疟疾作为优先事项之一。1955年以WHO的名义各国发起了“根除疟疾运动”，事后却被证明是以政治压力钳制国际组织的决策产物。

　　美国模式可行性低

　　“根除疟疾运动”的关键人物之一是美国流行病学家与公共卫生管理专家弗雷德·索帕，他凭借当地政府的全力支持，大量的物资、人员投入以及高度军事化的管理方式，在多个国家取得灭蚊除疟的成功。

　　然而, WHO 专家组连续三年的评估报告都指出, 这一模式可行性低且成本不菲, 尤其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缺乏训练有素的杀虫剂喷洒员, 还让人担忧DDT（滴滴涕）可能造成的环境问题。

　　尽管如此, 美国政府与一些卫生专家们依然不断游说, 向WHO 施加压力，要求它以发达国家的经验为范本。当时在美国国内流行的看法是，世界范围内根除疟疾将有助于刺激经济增长, 为它的制造业和技术创造海外市场。尽管美国同意捐赠和贷款共4.07亿美元, 却将资金的使用权留在自己手中。

　　正如WHO一开始预计的，根除疟疾运动启动不久后就出现了严重的问题。更重要的是, 1963年, 美国提供的资金已经告罄, 与预想相去甚远的防控成果让美国等国失去了兴趣。1969年, WHO 无奈地公开承认根除计划失败, 宣布从这一项目中抽身。

　　此后的二十余年, 应对疟疾流行作为一项独立的议题从WHO 卫生治理的议程中消失了, 这主要是因为发达国家较好地解决了本国的疟疾流行问题, 于是冷漠对待发展中国家的状况。直到1992年, 在非洲国家的强烈要求下, WHO 才在阿姆斯特丹部长级会议上通过了一项新的疟疾控制计划。

　　1998年后

　　伙伴关系有助防疟

　　1998年, 挪威前首相布伦特兰博士就任WHO总干事。在内部寻求支持失败、组织缺乏必要资源以自主开展治理活动的背景下, 以总干事为代表的WHO秘书处开始利用制度赋予的权力, 积极向外寻求构建治理联盟。

　　世卫自主性增加

　　首先，与成员国建立“遏制疟疾伙伴关系”，从而成功地提升了各国对疟疾问题的关注。通过这一安排, WHO开创了与成员国之间的新关系。一改以往“输血式”的援助方针，WHO要求疟疾流行国家在接受援助项目之前签署一份声明，表明对项目的政治支持并承诺投入资源。许多国家签署了这样的承诺。另外, 在这一伙伴关系中的“沟通与倡议小组”的呼吁下，非洲国家于2000年第一次召开了以公共卫生问题为主题的首脑峰会, 并签署了支持抗疟计划的《阿布贾宣言》。此后不久, 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 宣布2001年-2010年为“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减少疟疾10年”。

　　其次，在伙伴关系启动后的一段时间内, 在世界范围内也大幅增加了用于疟疾控制的资金，尤其是非国家行为体对资金和人员的贡献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WHO本身资源的不足。分析人士认为，全球疟疾防治取得的重大成果主要归因于世界各国对抗击疟疾的医疗援助和捐款的增加。2003年以来，全球用于防治疟疾的资金增长了15倍，由2003年的1亿美元，增加到2010年的15亿美元。

　　WHO 通过伙伴关系扩展了自主性。在议程设定上, 它不再是简单地回应甚至是屈从于成员国的要求, 而是独立地发起倡议, 并在应对疟疾流行的一些重要问题上，通过各种手段成功影响了成员国的看法。此外，通过缔结伙伴关系、构建治理联盟的做法, WHO极大地增加了可供利用的政治和物质资源, 主动推进了这一全球性问题的解决。

　　疟疾：困扰黑非洲之痛

　　本报讯全球90%的疟疾致死人口来自非洲，80%是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简称“黑非洲”）。这一地区的医疗卫生发展状况之所以落后，有着深刻的历史和现实因素。

　　撒哈拉以南的黑非洲被认为是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地区之一。大多数国家经济结构上多以采矿为主，制造业落后，主要出口矿产或农产原料等初级产品，在国际贸易中处于不利地位。

　　进入新世纪，全球化似乎也不青睐黑非洲。受西方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提高贷款利率乃至转嫁经济危机的猛烈冲击，加上其自然灾害频繁和经济政策的失误，黑非洲经济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急剧恶化，陷入严重的贫困之中。连年经济的负增长，使得黑非洲许多国家无力在医疗卫生上有所作为。

　　需要指出的是，在全球化进程中，跨国公司对黑非洲地区的投资，尽管也为资本输入国带来了一些利益，但其投资的重点仍然是那些产业水平相对落后、能源消耗大而污染度高的产业。这就使黑非洲地区某些国家生态环境遭到进一步破坏，人与自然环境的矛盾越发激烈，流行病和瘟疫更容易发生。

　　此外，长期以来, 由于人口增长过快、自然灾害频繁以及战争和其他因素的影响，黑非洲农业发展缓慢，人均每天食物的能量供给比世界平均水平低22%，比发达国家低40%, 在最落后的一些国家中, 25%~30%的居民每年的大部分时间都处于饥饿和缺乏营养的状态。这使得黑非洲人口的健康大大受损。大量身为病弱之躯的人口的存在, 使得当地人在任何疾病面前都脆弱得不堪一击。

　　由于医疗卫生条件的恶劣而引起的人口健康素质问题也是影响撒哈拉以南非洲经济发展的不可低估的因素。有关资料显示, 其人均医护人员占有量全球最低, 每一医生负担的人口高达23850人，而东亚和拉美仅为其这一指标的1/10 和1/20。许多国家在独立前卫生保健几乎是一片空白，而仅有的医疗设施肮脏、拥挤，让各种传染病流行,人口死亡率相当高。

　　近年来，非洲整体医疗卫生状况有所改善，但仍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很多时候都要依赖国际援助。例如，治疗疟疾的费用对于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绝大多数居民来说都是难以承受的，只有肯尼亚政府有能力提供补贴使药价能够被接受，其余国家的病患只能听天由命。

　　国际著名疟疾专家、广州中医药大学教授李国桥：

　　“人类抗疟需要一场革命”

　　本报讯（记者蒋林通讯员简福爱）2015年，人类真的能达到疟疾的致死率接近于零吗？人类彻底消灭疟疾需要多长时间？国际著名疟疾专家、广州中医药大学教授李国桥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如果不改变当前以控制蚊媒（以蚊子为传播媒介）为主的防疟方法，是不可能在4年内实现全球疟疾零死亡的。他认为，用消灭传染源和服用复方青蒿素的方法能快速降低疟疾传播速度和范围，从而根除疟疾。而这一方法的推广，要获得国际认可仍需要年青一代5年~10年的努力。

　　中国防疟工作

　　不亚于“两弹一星”

　　李国桥是青蒿素发明获奖人之一、多个青蒿素复方的发明人，是广州中医药大学青蒿研究中心主任。据他回忆，2004年他在柬埔寨的抗疟经历说明，控制蚊媒的效果不理想，在一些蚊媒流行区，许多蚊种栖息在野外，并不存留在房间内，用药物杀不到，很难对其进行控制。再拿海南岛的例子来说，从1956年到1988年，疟疾发病率平均每年只下降9%，到了23年后的今天，疟疾仍没有彻底消灭，说明传统的办法不是最好的办法。“而我们团队在2006年-2007年的实践已经表明，当防疟手段转为控制传染源时，3个月内就可以把发病率控制得很低，一个地区一年之内就可以消灭疟疾。”

　　李国桥认为，中国的除疟工作堪称世界一流。在疟疾的抗争史当中，中国一再地创造着让国际社会觉得不可思议的奇迹。20世纪60年代初，由于引发疟疾的疟原虫产生抗药性，全球疟疾疫情难以控制。此时，受到同样问题困扰的越南求助于中国。1967年，毛主席和周总理下令，集中全国科技力量，联合研发抗疟新药，启动日期是5月23日，项目代号为“五二三”，全国60多个单位的500多名科研人员踏上了研发抗疟新药的征程。有人后来评价说，防疟研究的投入不亚于“两弹一星”工程。

　　西方为己私利

　　阻碍中国药方

　　然而，李国桥透露，目前中国在国际上缺少话语权，是研究成果难以推广的重要原因之一。西方一些占主导地位的发达国家出于政治经济利益的考虑，不甘心让中国称“第一”，同时也为了保护本国的抗疟药市场，千方百计地以各种借口反对中国的除疟主张。这是青蒿素的推广推迟20年的原因所在。这也是他在除疟工作中遇到的最大挑战。

　　“这种阻力恰恰成了我们奋斗的动力，我们打算用西方某些人认为‘不行’的办法，继续在一些疟疾高发地区进行试点，让过去花30年取得的除疟效果缩短为3个月。”李国桥说。

　　早诊断早治疗

　　切断传染源

　　谈到资金的使用，李国桥说，复方青蒿素成本低廉，只用1美元多就可以治好疟疾。由于得了疟疾几天后才开始传播，因此关键是做到早诊断早治疗，第一时间切断传染源，而这恰恰是贫困地区难以做到的。因此，如果目前除疟的资金能投入到免费诊断、免费治疗，远比发放蚊帐等其他措施节约资金，从而让有限的资金得到最有效的利用。

　　3个月除疟95%创奇迹

　　2007年11月，一项由李国桥教授领导的援助非洲科摩罗抗击疟疾的项目，在当地的莫埃利岛悄然展开。项目实施3个月后，莫埃利岛上疟疾的发病率和人群带虫率就下降95%，1年来再无疟疾死亡病例。这创造了全球抗疟史上从没有过的高速度，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1999年，李国桥和同事们研制出的CV8被越南列为国家一线抗疟用药。2004年他在柬埔寨的高度疟疾流行区启动项目试点，人群带虫率在1年内下降了95%，无一人死于疟疾。柬埔寨王国政府于2006年授予他“莫尼沙拉潘”金质勋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