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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出来的是兴奋剂，检查不出来的是高科技”
奥运会又开始“兴奋”了
《中国经济周刊》 见习记者 朱禁
截至7月底，伦敦奥运会得到官方确认的兴奋剂违规案例已达3例。
1964年，东京奥运会上出现了一个可怕场景：奥运村盥洗室里到处都是使用后丢弃的安瓿和注射器。随着科技的发展，兴奋剂药物的更新换代更快且愈发泛滥。彻底切除这一当代体育运动“毒瘤”，关键还是要除掉生成“毒瘤”的根。
无利不兴奋
冷战时期，兴奋剂得到迅猛发展。当时，东西方在各个领域展开了针锋相对的竞争，体育竞技最为直截了当。影响深远的莫过于近年曝光的前东德运动员大规模使用禁药事件。
1968—1988年，只有1600万人口的前东德在4届奥运会上赢得了多达519块奥运会奖牌，其中192块是金牌。据报道，这段时间，有上万名东德运动员参与了一项名为Komplex 08的计划，他们都服用了据称是维生素的一种蓝色药片，其实那是合成类固醇。
竞技体育中，高额奖金也是对职业运动员极大的诱惑，以至于不少人铤而走险。2006年7月，美国环法自行车冠军兰迪斯和百米飞人加特林先后被爆出服用类固醇药物。2010年10月，美国人心目中的偶像女飞人马里昂·琼斯承认在悉尼奥运会上使用了违禁的类固醇药物。
成功后所获得的商业利益，远比服用兴奋剂所需支付的成本要高。业内经常流传一句话：“检查出来的是兴奋剂，检查不出来的是高科技。”对商业利益的追逐刺激了许多国家的运动员，对高科技的迷信和逃脱兴奋剂检测的侥幸心理，使得兴奋剂很难销声匿迹。
兴奋剂的前世今生
兴奋剂，其实并不只是一般认为的药物，它泛指用来提高运动成绩的物质和方法，其历史实在悠久。
据今年4月出版的德国《时代周报》报道，公元前668年，跑步冠军Charmis用无花果干和湿奶酪制成的特殊食物增强体力。公元前3世纪的古希腊奥运会上，有运动员通过制定特殊的饮食计划来激发体能。
16世纪的赛马比赛时，兴奋剂真正跟药物联系起来，当时的违规药物主要是给赛马吃的。19世纪，士的宁（增强骨骼肌的紧张度）、咖啡因、可卡因、酒精已在自行车比赛和其他耐力比赛中大规模使用。1886年，来自威尔士的自行车运动员Arthur Linton就因服用过量兴奋剂而丧命，留下了服药致死的首例文字记录。
二战前，兴奋剂主要是刺激剂，主要是对神经系统产生兴奋作用、消除疲劳感甚至产生攻击、战胜对手的欲望。这些刺激剂都具有成瘾性，过量摄入可致死。遗憾的是，当时的人们普遍将使用兴奋剂视作“科技”手段，甚至还争相推广借鉴。在1904年美国圣路易斯举办的现代奥运会上，Thomas J.Hicks就在比赛途中吃下了注射过士的宁和白兰地的生鸡蛋，从而获得了冠军。而代价是，当他冲过终点后即晕倒了，经过4名医生合力医治才使他苏醒过来。
二战后至上世纪80年代，兴奋剂主要是类固醇药物和阻滞剂。二战中，药剂师们学会了制造人工合成睾酮：同化类固醇。此类药物可迅速增加体重，增强肌肉力量，是在体育界滥用最为广泛的一种兴奋剂。
1941年，一匹名叫Holloway的美国赛马在接受睾酮疗法后跑赢了一场又一场比赛。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拍摄的有关自行车运动的影像中，人们可以在车手脸上看到化学药物引起的亢奋表情。英国车手Tom Simpson在1967年的环法自行车赛中死于服用甲基安非他明（冰毒）。
阻滞剂的作用是帮助运动员降低比赛时情绪激动所引起的心率加快，提高稳定性。这类药物对射击、台球类等需要保持心态平稳的运动员诱惑极大。利尿剂则是促进尿液排出，促进服用其他兴奋剂后的代谢产物排出，从而躲过药检。利尿剂和其他掩蔽剂的目的，是为加快代谢和排尿，企图尽快排除代谢产物，躲避检查。
上世纪80年代后，肽类兴奋剂和血液回输技术使得兴奋剂突破了传统的食物药物界限。内源性肽类激素（如人体生长激素、胰岛素、促成红细胞生成素、促性腺素等），是通过刺激肾上腺皮质生长、红细胞生成等实现促进人体的生长发育。由于这些内源性肽类激素本身可以由人体分泌，检测起来十分不易，也因此备受运动员青睐。据一位医药界人士介绍，促成红细胞生成素比较常见的品牌有罗氏的罗可曼。罗可曼是进口的注射剂，根据药品含量价位大概在250~750元/支。
血液回输技术在上世纪70年代被广泛使用：提前抽取运动员的一部分血液，再将这部分血液在比赛时重新输回到运动员身体内，可以在关键时刻提升血液的血红蛋白数量，从而增加体内的含氧量。
兴奋剂大多来自普通药
如今，越来越多的兴奋剂来自于普通药物。
同化类固醇在医学上被用于治疗某些类型的难治性贫血，还可以治疗烧伤、营养不良等消耗性疾病。
激动剂，如葛兰素史克的万托林（沙丁胺醇）等属于支气管扩张剂，是当今临床上治疗哮喘的主力药物。但大剂量使用也能增加肌肉强度，起到和蛋白同化制剂完全相同的作用。最为人熟知的是盐酸克伦特罗，俗称“瘦肉精”。因此，中国国家队的运动员食用的猪肉均由国家体育总局提供，就是为防止运动员们误食兴奋剂。
上述的阻滞剂在临床上广泛用于心绞痛、心律失常、心肌梗死、高血压等疾病的治疗。常见的如降压药——心得安（盐酸普萘洛尔片）。
刺激剂是中枢神经兴奋剂，可帮助运动员提高兴奋程度。其在临床上多用于治疗发作性睡病、多动症等。如治疗多动症的专注达，治疗发作性睡病的莫达非尼，治疗抑郁症的苯丙胺等。
麻醉剂的用途主要是能够缓解运动员的伤痛，起到放松精神、延长运动时间的目的，但是由于此类药品管制严格，因此使用者较少。
此外，大麻、糖皮质类固醇也有使人兴奋的作用。
近10年来，随着基因图谱和基因治疗工作的深入，某些具有改善氧气运输、肌肉质量、影响肌纤维类型甚至降低体重的功能基因已成为潜在的“基因兴奋剂”。通过基因工程对某些能够决定运动员能力的基因进行改造已成为可能。据2010年4月出版的美国《科学美国人》杂志报道，肥胖症、糖尿病或者肌肉疾病的各种基因疗法可以被用在体育上，如胰岛素样生长因子的基因可以增加肌肉质量；调节基因表达的分子可以让运动员提高体能利用效率，或者用来帮助生长更多的慢肌纤维。
至今，还没有一例“基因兴奋剂”案例被查出。
伦敦奥运会检测样本数创历史之最
国际反兴奋剂中心（WADA）的资料显示，早在1928年，国际田联便成为第一个全面禁止兴奋剂使用的国际组织。
1960年，罗马奥运会，丹麦自行车选手简森突然在比赛中昏厥，随后死于医院。尸检证明他服用了苯丙胺、酒精和另一种扩张血管的药物。这使得各界对体育界应当引入兴奋剂检测的诉求大增。
1966年，国际自行车联合会和国际足联开始在其锦标赛中引入兴奋剂检测。次年，国际奥委会成立医药委员会并公布了首批禁药清单。
1968年举办的墨西哥城奥运会，首次开始对运动员进行药检。但冷战时期，东德等国家对兴奋剂使用的支持，导致对兴奋剂的监管进展缓慢。直到1988年汉城奥运会，男子百米冠军本·约翰逊被查出服用了合成类固醇药物，反兴奋剂的意识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1999年11月10日，在国际奥委会的支持下，世界反兴奋剂中心在瑞士洛桑成立，反兴奋剂事业有了比较权威的机构和标准制定者。
据日前《悉尼先驱早报》报道，一位自称在1984—1992年担任中国奥运代表团首席队医的老人陈章浩，声称他曾经在上世纪80年代在中国运动员身上试验过兴奋剂，但效果并不明显。他同时认为，指责中国曾使用兴奋剂，还不如指责东德、苏联和美国，因为正是他们把兴奋剂带入中国。
中国1989年便成立了兴奋剂检测实验室。3年后，中国奥委会成立反兴奋剂委员会，负责组织实施全国反兴奋剂各项工作。2006年，中国加入了《反对在体育运动中使用兴奋剂国际公约》，成为亚洲第一个批准公约的缔约方。2007年，中国反兴奋剂中心成立，负责2008年北京奥运会4770份样品的检测。
此次伦敦奥运会估计要检测6250份样品，这意味着每两名运动员中就会有一人被检测，达到历届夏季奥运会之最。检测实验室位于伦敦东北的埃塞克斯郡，其所有设备由英国制药公司葛兰素史克提供。一份尿样在24小时内可检测超过240种违禁物质，且一份尿样将保存8年时间。
2008—2010年部分国家
反兴奋剂中心查出的违禁药物案例数
2008 年
意大利 159
捷克 35
荷兰 30
波兰 29
英国 25
罗马尼亚22
奥地利 17
挪威 15
澳大利亚14
韩国 13
丹麦 13
2009 年
西班牙 47
澳大利亚42
罗马尼亚39
波兰 37
德国 35
瑞士 24
南非 18
韩国 17
英国 17
美国 14
2010 年
法国 238
意大利 119
俄罗斯 91
西班牙 61
葡萄牙 59
瑞典 38
韩国 36
德国 34
澳大利亚32
罗马尼亚31
数据来源：世界反兴奋剂中心官方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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