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尚武”这个名字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已经10天了，今天上午，记者与张尚武已经联系不上了，据说他“悄悄退房走了，但没有离开北京”。

　　“轰动效应”过后，一切慢慢归于平淡，民众的支持与救助已经足够，接下来张尚武要拿出真本事来证明自己能够适应社会，证明自己不是只在特定场景下有用的所谓“工具”。

　　尚武成名：悲剧抑或闹剧

　　越来越多的人给张尚武在过去一周的表演贴上“无奈”标签——原本只想博些同情的张尚武没想到漩涡越卷越大，卷到他身不由己成为民众对我国现行体育制度进行论证的实例。

　　但在“世界冠军街头卖艺”所引发的巨大争论背后，却难以得出“体育体制败笔”如此简单的唯一结论——事实上，相比5年前遭遇欠薪的艾冬梅和只领取到几乎可以忽略的退役补偿的邹春兰，按照规定选择“自主择业”且领取到6万元足额退役安置费的张尚武已经算是幸运儿了，但艾冬梅和邹春兰两个人的淳朴善良和对“自食其力”的坚持，正是自以为“胸怀大志”的张尚武所欠缺的。

　　“6万元应该说可以保证一个青年人学到一技之长了，社会上那么多技能学校，一学期的学费大概在1万元左右，我想如果张尚武在退役时做好自己的退役规划，完全没道理要沦落到街头卖艺乞讨挣钱。”北京社科院体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金汕告诉记者，“所以，‘体制’是一方面原因，另一方面他个人也应该反思自己的所作所为。”

　　张尚武2003年离开国家队，2005年退役，据国家队和省队以及短暂停留过的八一体工大队相关人士回忆，他们对张尚武的印象大多是“因为违纪受过处分”。2007年，感到自己不被社会认可的张尚武先后在他熟悉的几所体校盗窃他人财物，北京警方将其抓获后检察机关提起公诉，最终张尚武因盗窃罪被判刑4年8个月，后减刑为3年10个月。

　　“刑满释放人员的安置各地都有规定，据我所知，有的地方还有一些就业扶持政策，比如办理工商执照或者从银行贷款都可以享受优惠政策。”金汕说，“张尚武离开监狱以后需要自谋生路，但他选择卖艺乞讨对他个人而言可能不是最恰当的。”

　　今年4月，张尚武服刑期满离开了河北衡水监狱，他来到北京在街头乞讨，而之所以离开河北老家选择北京乞讨，是因为“北京有更好的发展机会”。

　　张尚武这个想法是“明智”的，他果然在北京引起了社会关注，“世界冠军沦落街头卖艺”这一标准的新闻事件更适合媒介传播，也更适合民众“围观”，只是张尚武能不能最终达到自己想要的效果，现在还不是给出结论的时候。

　　当众多媒体问到他的理想时，张尚武还能侃侃而谈，“我不会回河北，我就要在北京脱贫致富，等有了经济基础再做大事，我有这样的能力”。如果“一夜成名”体现出了张尚武的能力，那么当民众对张尚武“卖艺”的同情转化为对张尚武“卖身”的同情，至少张尚武在获得“成功”的道路上，不会再像“出名”这么一帆风顺。

　　体校链条：固守尚须变革

　　在“牢狱之灾”、“街头卖艺”、“一夜成名”等种种经历之后，张尚武的真实面目却越发模糊，在本报记者对张尚武的采访中，张尚武唯一没有前后矛盾的说法只是“从小在体校和专业队练体操，没受过教育，所以退役以后什么都干不了，世界冠军也白搭”。

　　专业体校在文化教育方面的缺失，正是造成运动员成长经历“先天不足”的主要原因。事实上，张尚武只是“大学生运动会冠军”，身上既无奥运会冠军光环又无世锦赛冠军、全运会冠军等体育界共同认可的冠军头衔。那时，为满足“以金牌扬国威”的政治需求，并不具有正式学籍的专业运动员被征召入队参赛不是秘密。因此，将责任归咎于旧有体制“既简单又方便还有效”。

　　“在我看来，由单纯体育系统培养人才向体教结合方向靠拢是大势所趋，但双方完成合作规划至少需要10年，原因很复杂，最重要的一点是竞技体育仍然在我国体育体系中占有最重要的地位。”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地方体育局官员告诉记者，“去年广州亚运会引发过一场争论，就是讨论‘举国体制’的优劣。不管外界如何考虑，至少目前我国高水平的竞技体育还绝对离不开‘专业体校’和‘举国体制’。”

　　这位官员甚至用中国体坛最具轰动效应的3名运动员举例：“刘翔就不用多说了，他始终没有离开过国内的竞技体育体系；姚明也是从小进入徐汇体校再进入上海青年队一路打出来的，而且他在进NBA前就已经是国内顶尖中锋了；李娜的确是‘单飞’之后拿了法网冠军，但李娜8岁就上了新华路体校(武汉市)，12岁被选进湖北队集训，如果没有这段经历，她也很难获得今天这样的成就。所以对‘专业体校’和‘举国体制’不能以偏概全。”

　　由此可见，由“体育强国向体育大国”的转变难度，并不亚于数十年来几代体育人呕心沥血推动中国体育由“体育弱国向体育强国”的发展。

　　“大部分城市的初级体校，是我国培养高水平运动员的必经之路，很少有哪位冠军没有少体校的经历。”金汕说，“只有希望孩子将来成为职业运动员的家长，才会选择将孩子送入市级少年体校，而基层教练正是在市少年体校进行第一次筛选。”

　　体校文化教学质量低下几乎是导致各级体校生源紧张、运动员与社会脱节的唯一原因，越来越多的家长不愿以牺牲孩子的文化教育为代价培养其体育才能，“将体校搬到学校”成为众多体育界专家的共识。

　　两个月前，国家体育总局青少司组织的“2011年全国体育运动学校校长培训班”在北京什刹海体校结束第一期课程，北京什刹海体校走出过38位世界冠军、7位奥运冠军，是北京市高水平竞技体育人才培养基地。校长李贵成告诉本报记者：“近年来文化教育已经被提到和专项训练同等重要的程度，目前体校学习与训练各占半天时间，上午学习，下午训练。我们的宗旨是培养全面发展的具备竞技特长的学生，不要只会训练比赛没有文化基础的学生。”

　　就业规划：他助更要自救

　　“中专体校”和“业余体校”、“专业体校”对于文化课的逐渐重视，证明近10年来“体教结合”的社会呼吁并非全无用处。征战中甲职业联赛的北理工足球队总教练金志扬告诉本报记者，中小学和高校应该是中国体育最丰富的人才宝库，但“多年来体育和教育一直不兼容”，所以现在很多运动员会在退役后感觉“两手空空”。

　　“除了专项不会别的，退役当然不知道自己能干什么，世界冠军可能还有所保证，但大部分运动员享受不到特殊待遇。”金志扬说，“实际上足球的淘汰率更高，每年一大批从体校出来进不了职业俱乐部梯队的孩子自寻出路，他们球也踢不好，别的也不会，这已经是个社会问题了。”

　　国家体育总局人力资源中心从2006年开始开办专门针对退役运动员举办创业培训班，但依靠政策救助绝非退役运动员重新开始生活的长久之计，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越来越多的运动员在训练之余开始有选择性培养自己的“业余爱好”。

　　与李宁、邓亚萍、杨扬等退役运动员的高端转型不同，去年退役的排球运动员赵蕊蕊这个月刚刚完成自己的第二本奇幻小说，书中插图均为赵蕊蕊亲手所绘。相比退役后深感无所适从的运动员，“有备而来”的赵蕊蕊完成转型显得格外顺畅。

　　上周刚刚31岁的中国体育里程碑式人物姚明宣布退役，在退役仪式上姚明表示自己“未来从上学开始，年底之前就要开始学业”，“无论从政从商，上学都是首先必须的”。姚明已经听说过张尚武的故事，在他看来，运动员退役的时候通常没有太多选择，而且“运动员为了训练放弃很多学习机会，所以即便给他职业选择也无济于事”。按照“姚之队”负责人章明基的说法，姚明上学“不仅局限于学习某一方面”，还要补习中学基础学科知识以充实自身。

　　运动员的学习需求也使得各运动队开始重视文化课程的安排，例如冬季运动管理中心与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体育大学合作，由学校组织教师为运动员开设各种课程，以避免运动员在退役后“除了运动成绩一无所有”。而在中国田径队和各重竞技项目运动队中，训练之余“学习英语”也成为很多运动员的共识。

　　因此无论政策如何完备，运动员要想在退役后完成人生的第二次“创业”还需要自己做好规划。今年5月国际奥委会运动员事业规划项目负责人帕特里克来到北京体育大学，为北体大冠军班的退役运动员讲解职业规划。体操名将李小鹏在课后告诉记者，获得一个理想的工作岗位“只有通过学习受教育这一条路才能在社会中获得成功”。

　　本报北京7月23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