织里事件因征税、奥迪车撞人而起

     据“浙江在线”报道，10月26日下午，一户安庆籍童装小业主多次拒交税款，而当地税收社会化征管人员收税过程中，工作人员执法简单，发生推搡。因此导致了业主纠集多名同籍业主围攻工作人员，并引发群众围观聚集，随后，该业主纠集百余人聚集镇政府上访，要求解决上午纠纷问题，引发群众围观。后经镇政府工作后，群众陆续离开。
      实际上，征税人员并非是税务部门的公务员。据之前湖州市电视台的报道，税收社会化征管的试点推广已经在湖州进行了一段时间，施行以人定责的税收原则。按照这种划分方法，税务部门人手不够，就委托代征人员上门收税，由于缺乏监督，征税工作人员的素质参差不齐，在织里这样的税收重点区域，争执和冲突自然容易发生。

奥迪车撞人，是引发群体事件的导火索

     当晚，部分人员又聚集到织里镇富民路，造成交通堵塞，导致大量人员围观，情绪激动。《钱江晚报》报道称：“当晚18时许，又有五六百人集聚于富民路一带，围观群众最多时达数千人。其间有一辆奥迪车因担心被砸，车主急速驶离，沿途撞倒9人”。直到晚间，路边30多辆“浙E”拍照的车辆被人砸损、掀翻。27日，又有部分人员在织里镇政府广场聚集，且发生拦截车辆、打碎车窗等状况，公安机关采取措施，事态逐渐平复。
      有网友在论坛上爆料称，奥迪车当初撞翻十余人，并碾死8人。但据当地媒体报道，伤者他们后来被送往医院救治，9人全部都在住院治疗，其中2人伤势较重，但无人死亡。可以说，奥迪车撞人是整个事件的导火索，而各种谣言也正是因它而起。

“机头税”、“童装税”究竟是什么税？

     观点一：有报道称，“据当地个体户透露，今年以来，织里镇个体户的营业税由去年的7000元上涨到今年的1万多元……而小作坊工人的个人所得税，也从去年的300元上涨到今年的600元。”
     观点二：而据《第一财经日报》报道，该报记者从当地税务局了解到，此次引发争议的税负，指的是对每台机器核定征收的增值税（每台缝纫机对应固定税额）。
     在事件发生伊始，就有人在网上声称，这些都是由于当地政府强征“童装税”导致的，实际上，“机头税”、“童装税”这种说法只是坊间的一种谐称，并非新增的税种。

织里的税收涨后到底重不重？

     据新华社报道，一名围观群众告诉记者，他的作坊里去年按每台缝纫机缴纳的一项税费是每台机器343元，卫生费每个人40元。今年听说前一项税涨到620元了，现在大家主要是对这个税不满。湖州市织里镇综合实力在全国千强乡镇中位列89位，共有童装类企业12200家，销售收入已突破180亿元。相关人士称，正是为了税收保持平衡以及城乡公平，所以决定调整这一征税标准，增税300元对织里的企业主来说并不重。
      中国经营网评论员王亚煌认为：“因为童装业每台缝纫机每年销售额平均大约在10万左右，以20%的利润率计，再除去工人工资仍有相当的利益空间。”从2003年到2010年，织里童装业建账建制户数快速增长，定额水平大幅提升，童装产业国税收入从2003年的500多万元增加到2010年的8000多万元。在织里，前几年为了照顾农村童装企业主，将税收标准放得比较低，而此番税额翻番，自然会触动小业主的神经。

做出增收税款的决定显得很草率

     除征税的幅度过大之外，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更值得思考。地方税务部门可以以原定税额偏低为由进行调整，对核定征收的纳税人一般一年核定一次，核定时间一般在年初。在织里，新的征税数额确定于10月，试想，如果在制定过程中，税务部门可以较好地听取各方意见，多与小企业主进行沟通，将各方的利益、需求考虑在内，抗税冲突或许就不会发生。
      同时，无论是营业税、个人所得税还是增值税，都不应按照每台缝纫机来收取，多产出多纳税本应是征税的原则，但收取“机头税”的做法显得比较简单。王亚煌认为，在今后关于税收等敏感问题的决策上， “理应发挥人大的作用，通过人大积极寻求建立多方的协商机制……单方面突然提高税收并强行征缴的行为只会激化矛盾。”

抗税事件的参与者多为外地童装制造业主

     根据新华网报道，这起冲突起源于某安庆业主于征税人员的之间的推搡，继而扩展为上百人的群体事件。根据《第一财经日报》援引当地税务人员称，织里地区农村与城镇是两套征税标准，其中农村缴纳税款涨为600元，而城镇则单台机器征收的是1000~1200元，并称镇区企业纳的税意识较强。此外《中国经营报》也称，虽然织里镇个体户的营业税由去年的7000元上涨到今年的1万多元，但本地人多数不愿生事，“没办法，交就交了”。     
     由此可以推断出，此次抗税冲突中，农村的童装业主居多且多为外地人。

外地人为何有如此强烈的不满？

     上述当地税务人员还表示，之前实行城乡两套税收定额标准后，很多城镇的童装业主便纷纷搬迁到农村，原因就是农村地区的税负较镇区低。可见这些搬迁至农村的业主们对税负数额相对敏感，所以税负额度提高一倍对他们来说难以接受。      
     此外，税额变化必须经过当地人大的批准。但是在一般情况下，由于流动人口在当地并无选举权（选举应回到户籍所在地），人大代表又基本上是当地人。因此，政府在政府制定政策是，也往往不征询这些外来者的同意。可以说，此次湖州织里抗税冲突中外地童装制造业主强烈的反抗情绪，至少有一方面是来自长期失语和被忽视的情绪宣泄。

砸轿车、烧店铺，部分群众的行为并不得当

      “浙江在线”报道称：“闹事人员在几名不法分子的带领下，采取投掷石块、打砸路灯、广告牌等行为，导致数名公安、城管人员不同程度受伤……部分闹事人员离开镇政府后，分散前往景富路等路段滋事，30余辆停在路边的私家车玻璃被砸，路边垃圾箱等公共设施被损坏……27日13时许，一辆在执行巡查任务的警车被滋事者点燃，执勤人员在撤离过程中，1名民警、3名协警受轻微伤。”同时，上千名群众聚集拥堵交通，这些行为都严重影响了市民的正常生活。
     从织里当地的视频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用“群情激奋”来形容当时的场景并不为过，人们的初衷是释放对增收税款的不满，但利用这个机会肆意破坏，砸车、伤人等行为着实过分。

理性与沟通才是排解不满情绪的关键

     群体性事件的发生都不是偶然，而是民众诉求长期得不到宣泄的，又缺乏一种合理的沟通渠道的结果。在织里，“机头税”的征收并非短期行为，安徽人与当地人的矛盾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再加之税收政策制定草率等问题，政府做的工作并不够。
     群众表达诉求本无可厚非，而过激的行为却不值得提倡，但它也表明了一部分人的愤怒，这种愤怒可能潜藏着更大的能量。学者于建嵘称：“街头行动的民众，可能并不知道事件的具体细节，但他们对自己的生活处境是明白的，对社会乱象的不满也是真实的。乌合之众可以没有足够的理性，但这种感性的愤怒更为可怕。”
     因此，问题的合理解决需要民众合理表达自身诉求；在此基础上，政府听取民意、解决问题的诚意更是解决问题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