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震预报是个世界性难题，难以精确预测

      地震预测问题提出的目的在于避免或减轻地震灾害。为此,它应当具有高度的可靠性,预报不准会引起居民不必要的恐慌，给社会、经济带来损失。但可靠的预测是非常困难的，尽管地震预测问题提出很久，但进展缓慢。各国科学家为此作了很大努力，但至今仍不能准确预测地震。许多年以来在世界各地进行的科学研究都表明，目前还没有任何可接受的科学方法对地震进行短期预测，更不可能被民防官员可靠地用来制定迅速和有效的紧急行动。

      在检方指控之后，学术界也反映强烈，一封已有近四千名地震学家签名的致意大利总理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的公开信表达了对地震学家指控的抗议。信中宣称目前还没有方法能在短期内准确预测地震发生的时间和位置，保护公众安全的最好方式是采取预防措施和立法来确保建筑物的安全。

科研研究员也没有义务作出撤离警示

      从事地震预测研究的科学家能做的就是估计某一级别的地震在给定时间内在某一地区发生的概率。根据英国物理学会《PhysicsWorld》杂志报道，尽管一系列的前震增加了Abruzzo这一地区发生大地震的可能性。但在3月31日开始的那一周发生地震的可能性仍不超过1%，因为错报的风险太高，所以不宜作出大规模撤离的建议。而且，科学家的天职是提供最科学的信息，至于是否需要撤离，这是政府民防部门需要作出的判断。科研人员并没有义务建议公众撤离。

科学并不等于真理，科学也并不意味着正确

      其实在这次Abruzzo地区地震大约一个月前，意大利一位实验室技师在电视上说,他根据氡气监测预测意大利将会发生一次大地震。而意大利地球物理学研究所的所长出来回应说,监测氡气的办法并不可靠。一定意义而言，一种科学结论的有效性，这些结论因而并不就是真理的断论。而且根据不用的科学标准，对地震的预测甚至存在截然相反的结论。因此，即使是按照科学的方法进行推测，也很难确保预测的结论与事实结果一致。

关于地震预测，专家的表态并不慎重

      在震前一周特别举行的专家媒体见面会上，科学家用轻松的语言解读地震预兆，并一再保证“不必担心”，而且时任民防局副局长的德贝尔纳迪斯在被问及当地居民是否“不必采取行动，喝杯酒放松放松”时，他回答：“绝对没问题，完全可以来点蒙泰普尔恰诺红葡萄酒……这似乎是件重要事。”这种表态用在难以预测的地震问题上，无疑是不慎重的。

检方的指控是专家言论误导了公众

      7名被告的律师们认为，地震无法预测，当局要求被告事先发布地震预警，“毫无道理”。而检方则反驳了律师的论述，称指控在于专家的言论误导了公众，在7月份公布的调查报告中，检察官写到，科学家们被指控不是因为失败预测地震，而是因为使得当地居民过于放松警惕，而当时很多居民正准备逃离家园。意大利《共和国报》也报道称，正是重大危险委员会成员的安抚性结论，“使灾民相信，可以留在家中”。

专家应该为不当言论担责

      检方之所以指控，自然有其道理，科学家们的罪过，并非“说不准的话没说”，而是“说了不该说的话”。科学家们的表达方式给市民传递了“不准确、不完全及错误的信息”，误导了市民的判断，是该对伤亡负责。每个人都必须为自己的言行负责，一言一行都应该得到应有的规范与约束，不能大放厥词，也不能信口雌黄，专家、公众或是官员人物概莫能外。

在中国，专家口出不负责言论的现象屡见不鲜

      在中国，“专家”渐被污名化，专家被调笑为“砖家”，甚至成了一种流行。我们应该还记得华南虎里的“脑袋”、面粉增白剂里的“誓言”、手机漫游费上的“国际惯例”……专家们给民众推荐转基因食品的时候，自己在忙后院的“安心牧场”；专家们告诉社会房价N年内必然要大跌的时候，自己忙着在京沪“囤房”，至于“腐败是经济发展成本”等惊悚论调，哪个不是专家的嘴里吹出来的呢？中国的专家是幸运，可以走穴、可以寻租、可以“官学一体”，但就是不用责任对等、义务均沾。只是，这些公信弥尽的专家，哪个“法庭”能算得清这笔糊涂账？

意大利专家被起诉给中国的启示

      科学家身份与科学的权威感，都可能使科学家传达的信息对普通人产生影响。受起诉其实表明了公众对知识权力拥有者滥用权力的愤怒。专家在名利场上滚爬，是对公共责任的背弃，自毁了名誉，也造就了与大众间的话语断裂。专家拜倒在权钱的石榴裙下，离不开问责机制的匮乏。不负责任的言论能免于追责，公众的愤懑情绪又无法在法律制衡的框架下排解，专家雷语才更肆无忌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