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臧克茂，1932年出生，浙江大学毕业，装甲兵工程学院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入伍55年，特别是在身患癌症和多种疾病的17年里，仍坚守教学科研一线，先后主持完成20项国家和军队重点科研项目，攻克多项核心关键技术，为我军武器装备现代化建设做出重大贡献。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2项，军队科技进步一等奖2项。被表彰为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全国优秀教师。荣立一、二、三等功各一次。
他从没当过官，始终是普通一个兵，即使评上院士后，也依然是一名“院士兵”；
他的人生仿佛既受命运眷顾，又受命运折磨，但不如说，又是他自己扼住了命运的咽喉；
他的女儿说，在外人看来，我的家庭或许很不幸，父母都身染重疾，但爸爸用他的乐观让多难的家充满温馨。
从军55年、78岁的臧克茂，是一名坚强乐观的老兵。
刚“入伍”，就“转业”
9月1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的60岁生日，60年的辉煌历史，他的名字无法绕开。
但接近耄耋之年的他不愿“拔高自己”，觉得年纪大了，说不来那些话。一定要说时，他就说，“我只是教员队伍中的普通一员，做着教书育人的分内工作，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为装备建设尽了一点绵薄之力。”
他说的也都是实话，当时作为新中国第一代大学生参军入伍，完全是服从组织分配，从西子湖畔来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
入伍后的第一年，小地主家庭出身的他竟然第一个入了党，“竞争”的有同一批参军的大学生，也有不少解放前的老战士。这件事影响了他一辈子，“从此下决心要努力。这不是假的，是真的这么想！”
1966年，哈军工整体撤编，他和战友们集体转业，依然是教师，但脱下了军装。“成了离群的孤雁。”不穿军装的他感到失落。十年后，终于有了一个参加军事院校教员选拔的机会，他如愿再次穿上了军装。
二次入伍，他激动得夜不能寐。一到北京，就跑到王府井的中国照相馆，穿着军装照了张标准像，像刚入伍的新兵一样兴奋。
但刚“入伍”的他，马上又遭遇“转业”：原来在哈军工海军系教电气课程，来到装甲兵工程学院，需要对一无所知的坦克领域补课。那一年，已经47岁的他开始人生二次“学习创业”。
就像一根甘蔗，越吃到后头越甜。近20年后，65岁的他到了退休年龄，又被作为保留专家延长退休年龄，到2007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时，他已推迟退休11个年头。直到现在，他还稳居“一线”。
他上下台阶从来不要人扶，在家里还爬上摸高自己换灯泡，他觉得自己脑子还能思考问题，“没感觉自己那么老，好像跟年轻人差不多，还能继续工作。”
讲到这么多年最难忘的一件事，他想了想说，“还是入党，没想到第一年就能入党。”
“党的恩情，我一辈子也报答不完。”他补充说道。
一场战斗
人生的这根甘蔗，不完全是甜的。
1993年初春，寒假期间，61岁的他拿到医院检查结果：膀胱癌。他一下子愣住了：癌症，一个平常只在报纸上看到的字眼，竟然和自己联系了起来。
当时，他带头搞的“坦克PWM炮控装置”研制正在关键时期。他作出两个决定：一是千万不能让人知道自己患病，要不肯定不能继续搞试验；二是一定要在病情无法控制之前把课题解决掉。
对于当时的这两个决定，他事后不经意地说道，“只是抱着治病和工作两不误的想法，没有及时向组织汇报。‘遇到困难自己想办法克服，不给领导添麻烦’、‘轻伤不下火线’等等，是经常发生和很平常的事。我身边就有不少这样的同事。”
为了隐瞒病情，他除了让老伴知道，连三个女儿都没告诉。每次去医院检查，他不用学院配备的教授专车，独自乘公共汽车前往。一次手术后，他疼得下不了手术台，护士扶着他坐到手术室门前的椅子上，没想到一坐就是五六个小时无法起身。等他回到家时，内衣已被血尿浸透。
装甲兵工程学院的退休教授赵碧君说，同一个教研室、同一个家属楼，5年后她才得知这个30多年的老战友身患癌症，“简直让我难以置信，那时候我们每次见面，他还亲热地打招呼，没感觉他有这么严重的病。”
穿刺、活检、理疗、化疗……频繁的手术，导致血小板和白血球数量降到正常人的一半，体重骤降20多斤，尿频、尿急等症状不断加重。给研究生和本科生上课，为了不显露出异样，他会提前赶到教室，和学生聊聊家常。为了减少排尿避免尿血，他早上不喝汤水，只吃干馒头。尽管如此，病情仍然难以控制，经常下课铃一响就要匆匆赶回宿舍，换下被血浸湿的内裤。
他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长时间的超负荷工作，常感到头晕乏力，一次洗澡时竟跌倒在浴室里，头部磕破，缝了6针。第二天一早，他戴上一顶大棉帽捂住伤口，照常出现在实验室。
1995年，他率领队伍研制成功了我国第一台PWM炮控装置，这个炮控装置正式列装后，一举使我军主战坦克火炮瞄准时间缩短47％，命中率提高35％，静默待机战斗时间增加了1倍以上。这个成果最终拿下了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和军队科技进步一等奖。
坦克训练场上，射手轻松操纵，十几吨重的坦克炮塔，眨眼间就能实现360度转向，发现目标后停得又准又稳，对瞄准镜内的敌目标可以做到“发现即摧毁”。
“两军相遇，先敌开火、首发命中，这是陆战之王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他为之自豪。
或许他更应该为之自豪的，是和人生的这一场战斗。
和癌症搏斗了17年，他的笑声更加爽朗。
不后悔
即便是聊天，他也经常会习惯性地停下来，微笑问一句，“你听懂我的意思没有？”别人表示明白后，他继续又讲起来。这是他的职业习惯，在三尺讲台上至今已有55个年头。“当一辈子军校教员，我不后悔。”
他自认为是普通教员，觉得只有不停学习提高水平，才能再给别人“一碗水”。上世纪90年代，自动化控制技术刚刚流行，为了把新技术引入授课，他每天早上四五点钟起床，赶到十几公里外参加地方高校举办的培训班，学完回来再给研究生讲课。
他的思路很独特，有人称赞他经常关心学生，他的说法是，“只有经常关心学生，才能力所能及帮助他们解决困难。”
他认为，学生飞得越高越远，自己越有成就感。1993年，正值试验关键阶段，他推荐得力助手马晓军到清华大学攻读博士，马晓军几次恳求，先帮忙完成试验，以后再去读书。他不同意，说“机会难得，等学成回来，还有更重的担子等着你去挑。”并给马晓军资助了学费。
对这件事，他在人前笑着“澄清”：“学费不是我个人掏腰包，是我们的课题奖金，我没有那么高的风格。”
做他的学生很幸福。寒冬腊月的晚上，学生在坦克车场看护试验设备，他挂念得睡不着觉，半夜里熬好热粥用保温桶送到车场；为了让学生参加学术交流开阔眼界，他求会议主办方把准备好的标准间换成大通铺、软卧票换成两张硬座，让学生搭上了“顺风车”……
他觉得硕士生宋小庆有读博潜力，主动提出让其考博士，学费也由他包了。宋小庆回到装甲兵工程学院做老师，他帮忙反复修改教案、传授经验。宋小庆参加授课评比夺得第一名，白发苍苍的他坐在最后一排拼命鼓掌。看到恩师那样高兴，学生早已热泪满眶。
同样是宋小庆，写了一篇3000字论文交给他审改，他不留情面地修改了32处，用红线一一标出、认真修订。像这样用红笔写满批注的论文，他的学生几乎人人都有好几份。
他自己则是学生的最好教材。他如果没有到过现场、没有亲自看到试验过程，心里总是不踏实。2005年夏，坦克炮塔内温度超过50摄氏度，73岁的他坚持钻进坦克。冬天，炮控系统在黑龙江进行寒区试验出了问题，他迎着零下40摄氏度的严寒，赶到滴水成冰的试验场。
评选院士，他说没那个胆量，自己条件还是不行，“做一个事情应该有点谱，院士标准很高。”他还把他认为说得太满的话从申报材料上去掉。他75岁当选院士，正好在最高年龄杠上，按要求需要6个院士提名，但结果提名支持他的有8人。
他患癌症17年，老伴也身患罕见多发性硬化病26年，生活难以自理。上班前，他要给老伴挤好牙膏、倒好水，准备好当天的药，还要把切好的水果放在老伴床前。出差他会提前在冰箱准备好饭菜和酸奶，把老伴每天要吃的药分包、装好，方便服用。为了老伴他自学针灸，先在自己的身上练习手劲和针感，常常没扎准穴位，疼得冷汗直流。为此老伴心疼得直流泪。
他说，“我感到她是把一辈子交给了我，也就是过去所说的托付终身，不管顺境逆境、健康疾病。”
“20多年过去了，我妈妈还能这样，医生都感到是一个奇迹。”他的大女儿臧华超说。
2007年11月2日，是臧华超的生日，她接到父亲的电话以为是说生日快乐，“没想到爸爸告诉一个激动的事情，他评上中国工程院院士了。”
女儿们迫不及待赶到家里向父亲表示祝贺。他竟然像孩子一样有些羞涩，握住老伴的手对女儿们说：“没有你们妈妈的支持，我走不到今天，为这个家庭付出最多、牺牲最大的是你们的妈妈。”
不经意间，来自江南农村的他已是耄耋之年，他没有什么最大的心愿，只是想完成手里的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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