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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1年03月05日 15:49 | 进入复兴论坛 | 来源：CNTV
【访谈嘉宾】
迟福林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
【文字实录】
主持人：中国网络电视台的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张莹，我现在在人民大会堂2011年全国两会的报道现场，现在来到我们演播室的嘉宾是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迟院长您好。
迟福林：你好，各位网友好。
主持人：非常欢迎您，我们知道迟院长您和您的团队在2009年的时候，就受到了国家发改委规划司的委托，进行“十二五”改革规划的一些研究，曾经提出了以发展方式转型为主线的“十二五”的改革思路，您称这次的改革是一次经济领域的深刻变革，所以特别想问问您，现在我们经常提到这个民富与国富这种关系是怎么对待的？
迟福林：看来你对我的研究还比较了解。
主持人：做了小小的功课。
迟福林：最近两三年，我们研究的一个重点，就是二次转型，二次改革，我们过去三十年，我们通过改变生产关系，做大了经济总量，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国，我们取得了历史性成就。
主持人：是。
迟福林：那么现在历史上很多任务还没有完成，但是总的情况发生变化，就是国际国内的情况都发生情况，我们继续靠扩大总量，然后继续实行投资出口拉动增长的方式难以为继了，问题、矛盾都开始暴露了，不仅外部环境变化暴露了，而且国内情况看，我们生产过剩，然后造成贫富差距拉大，城乡之间矛盾，经济矛盾，社会矛盾，都在开始突出。
主持人：是。
迟福林：所以这样就有一个，如何来适应这种内外环境的变化，那么进行一个新的转型，新的转型在哪里呢？
主持人：关键点在哪里？
迟福林：还是以改变经济结构为突出特征，以建设消费大国为主要任务，以公平可持续的科学发展为主要目标，它就成这样一个事情。那么如何改变经济结构，它成了一个我们最重要的问题，所以我们不仅是“十二五”，而且可能更长一点，可能我们的开始进度，以改变经济结构，或者经济发展转变为主线，那么以建设消费大国为主要任务，以公平可持续为目标，二次转型，二次改革。
那么这样一个转变经济结构靠什么呢？我们主要的目的要靠消费，由投资主导转成消费主导，消费主导谁来消费，还由国民老百姓，靠富裕人不行，要靠中低收入群体，靠广大的群众。
所以老百姓的消费，那么他就有一个问题，那么我们的消费能力，消费倾向，怎么能够同消费主导的这样一个趋势相适应呢？
主持人：必须有钱才能消费。
迟福林：那么就是首先就涉及到发展的方针发生变化，做大经济总量主要靠投入，靠政府投入，靠资本投入，可是消费呢？它靠老百姓消费能力，所以做大总量，它靠国富优先，把国家经济总量先做大，然后再解决社会问题。
可是消费主导呢，它真正靠着老百姓，老百姓不富裕，老百姓的收入水平不提高，就没有消费增长这么一个基础，这个动力是很难形成。所以正像总理报告讲的，我们投资消费是很晚，有更深刻的原因，就在于过去以做大总量为突出特征的增长方式，是有国富优先的突出特征，因为国富民富都重要，问题是在不同的阶段怎么做才有效。
那么我们今天民富优先，它既可以释放我们巨大的市场消费潜力，那么同时，又能解决当前经济社会生活中的突出矛盾，比如说贫富差距，它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它就能解决可持续的发展。
所以我们民富优先呢，它想探讨的是中国公平可持续发展的依赖问题。
主持人：这个民富问题，现在一下被提升到一个很重要的位置。
迟福林：是的。
主持人：那谈到这个民富问题，我觉得可能不得不提的就是这个收入分配问题。
迟福林：是。
主持人：这个也是我们近两年特别关注的一个民生问题之一，您觉得在今年，或者是即将开局的“十二五”期间，这个收入分配的问题，会不会得到实质性突破，我们怎么缩小这种收入分配的差距？
迟福林：对，你说的很对，要解决民富优先，收入方面要快提，收入方面怎么快提？我想恐怕你说的很具体，也很重要，但是恐怕首先要在民富优先下的社会分配改革，如果我还是做大总量，我搞社会分配改革，就很难有实质，很难出实招，我民富优先，我的发展必须要这样做，那么我一定把社会分配改革，和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全部结合起来，在民富优先下来设置收入分配改革方案，他就有内在的动力，然后他的约束力指标就会相对高一点。
就像总理说的，不能低于GDP，城乡居民的实际收入，不能低于GDP的增长速度，那么肯定我们必须要提出约束性指标，这是一。
第二，那么我们收入分配要解决我们现在最突出的问题，什么问题？贫富差距、城乡差距不断拉大，城乡居民的实际收入水平，低于GDP的增长速度，行业的差距也比较大，这些都是突出问题。
所以这些突出问题呢，“十二五”当中恐怕就有一些约束制度，比如说实际两个同步怎么具体化？那肯定是“十二五”GDP7，我看实际收入就应该8以下，总理说不低于，我想不低于，可能至少在8左右。
那么第二，那么我们现在的收入分配的调节，我们财税体制过去在做大总量上功劳很大，但是在调解收入分配上作用不明显，所以就有财税体制改革，个税起点的这个调整，它就朝着这个方向做了一件事，开始做一件事，财税体制必须要做一些。
第三，突出问题，这个突出问题反映了我们收入分配当中不规范，或者是失范，像有些行业这么高，行吗？你是这个劳动报酬，是企业可以自己定的，行吗？
主持人：同龄不同酬。
迟福林：你农民工，农民工干一样的事情，劳动的和与有户籍的人差距30%，甚至50%，这行吗？这些分配问题都要解决，我想这些事情是突出问题，这个过程需要加快。
第三呢，我相信，今年收入分配改革的具体实施方案会出台，这个方案会比现在“十二五”规划，政府工作报告，可能会提出一些更具体的约束性指标。
主持人：对，我们期待，这个真的是我们每个人非常关心的问题，还有一个您特别关注农民工领域这个问题，曾经您提出过要把农民工这个词消除掉，我们也特别想问问您，您觉得在“十二五”期间，怎么去解决农民工的一些重点问题，关键都在哪里？想关注的是什么？
迟福林：我去年8月份，在一个国际论坛上提出，让农民工成为历史，很多专家说，别“十二五”，“十三五”都做不到。
主持人：是很困难的一件事。
迟福林：但是我想农民工市民化的问题，努力让农民工成为历史，这是一个大局，比如说第一，我们说加快城镇化进程，提高消费率，农民工这个事情不解决，实际的城镇化率和我们消费率。
主持人：难以实现。
迟福林：这个很难突破，我们把农民工的事情解决好，那么加快城镇化，扩大消费，就有了一个很大的突破。
第二，现在城乡差距、贫富差距焦点何在，很大一块焦点在农民工身上。
第三，我们的社会矛盾，社会问题，很多也反映在农民工身上，如果我们“十二五”这件事情不能突破，或者至少是有条件的农民工不能实现市民化的话，那么既对我们发展方式转变不利，又对我们现在贫富差距、城乡差距缓解不利，更重要的可能为中长期的发展，我用了一句基本判断的话，中长期发展埋下重大隐患，这是我们一定要高度重视的。
所以你说“十三五”、“十四五”都解决了，十五年解决不了，你从一般条件来看，可是如果你不解决，又会造成什么，这个必须做一个中长期的判断，更何况，我们现在是有条件解决，不是没有条件解决，有时候珠三角、长三角有些地区已经在突破，三五年我想这个事情是可以突破的。
第二，它解决，让农民工成为历史，是第一步，把有条件的农民工，这总理报告提出来，有劳动关系，和居住年限的农民工先实现市民化，那么剩下的一部分，他又变成流动人口了，为什么同样做一件事，我叫农民工，你就不叫农民工，这是歧视，这是一个不公平的安排。
如果我们把有条件的农民工，市民化问题解决，那么其他的未来就是一个流动人口，劳动流动的问题，还不能够，农民工这三个字，是中国特定时期的产物，是中国转型中的产物，长期保留这个词，既不利于公平发展，同时，又不利于我们经济转型、社会转型。
主持人：所以说虽然觉得很困难，但是您依然坚持这个问题一定要。
迟福林：只要下决心，这件事情就能解决，那么有些发达地区现在已经在做，第二，我们的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制定化也有突破，第三，土地政策我们也在做，这两样都解决了，户籍制度它的突破就不是太难的事情。因为户籍制度后面主要系着什么呢？基本公共服务和土地，把基本公共服务和土地两个事情解决好了，这个户籍问题就比较容易解决。
主持人：好的，非常感谢迟福林今天给我们带来这么多有建树的观点，也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再见。
嘉宾简介：
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全国政协第十一届委员会委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海南省首批有突出贡献专家，2002年被中组部、中宣部、国家人事部和国家科学技术部联合授予“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荣誉称号”；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海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席，北京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东北大学、西南财经大学等重点大学的客座教授或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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