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1月，汪正年和彭双芹刚刚得知女儿患上重病 王辰摄

汪正年夫妇背着小女儿下山治病 赵涵漠摄

汪正年夫妇在家中 赵涵漠摄

　　天还没亮，屋里只有一只灯泡带来的昏黄光线。24岁的妻子彭双芹摊开一件粉红色的小棉袄，仔细地放在火盆边烘去潮气，然后把它穿在不满半岁的女儿身上。32岁的丈夫汪正年蹲在门口，呼噜噜地吃着一碗清汤面条。

　　这是正月十五的清晨。农历新年的最后一天，贵州省铜仁市石阡县的这个家庭却没什么过节的味道。汪正年将熟睡的女儿放进背篓，又盖上一层花毛毯。随后，他从卧室里取出家中最后一笔钱——4张百元纸币，小心翼翼地展平，放进自己破旧的黑色钱夹。

　　汪家小女儿名叫“树琳”，出生没多久，就被查出患有重度地中海贫血。如果不能获得有效治疗，她很可能在幼年夭折。

　　这种需造血干细胞移植才有可能根治的病，彻底打垮了这个脆弱的农民工家庭。为了“或许能更多报销”的医疗保险，在广东肇庆打工的汪正年夫妻带着女儿回到大山里的老家。干细胞移植的花费是“天文的数字”，眼下，树琳只能靠输血暂时缓解病情。每个月两三次输血，要耗掉1000多元，这个家庭很快就被一袋袋的鲜血拖垮了，“像水洗过一样”。

　　随之垮掉的，是汪正年“很大的愿望”。自打16岁小学毕业后，他就离开寨子，进入城市打工。这个80后如今会用手机发微博，能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也会在与人道别时用英语说一句“Bye-bye”。他曾经梦想着攒下一笔钱，买一辆属于自己的汽车，开个家具厂，“这辈子不用再给别人打工”。

　　但眼下，汪正年明白，他离自己的梦想越来越远。一家人的日子，可能就这样被困在连汽车也无法开到的寨子里，“过一天算一天了”。

　　上午8点，夫妻俩背着女儿出发了。山路在悬崖边上，一些地方仅有双脚宽，一路都是陡坡。再穿过布满石头的河滩，经过龙川河，然后，他们才能挤上半小时一趟的小公共汽车，最终到达县医院。

　　冬雨下了一整夜，他们的鞋子很快就被黄泥糊住了，山路上只有两人“吧唧吧唧”的脚步声。

　　杀不起猪的新年

　　汪家祖祖辈辈都住在山里。从山脚望上去，人们看不见藏在大山褶皱里的寨子。而从汪家的院子望下去，是一层又一层山坡，山脚宽阔的公路看起来就像条白丝线似地挂在尽头。

　　汪正年夫妇和两个女儿，与60多岁的父母住在一起。那是一间上世纪80年代盖起的老房子，青黑砖墙填满了木头框架。“现在，没人修这种房子了，家家都要修砖房。”汪正年站在院子里说。他头发蓬乱，深蓝色西装外套上的灰泥掸也掸不掉。

　　去年10月底，树琳被确诊为重度地中海贫血。因为时不时就要送孩子去医院，汪正年已经没法在离他们村10多公里的县城找份稳定的工作。而如果只是守着田地耕种，农作物的收成仅能维持寒酸的日常生活。

　　这个打得一手好家具的年轻人开始“卖力气”。

　　从贵阳通向石阡的高速公路正在山下不远处施工，这意味着原本8个多小时的路程可以大大缩减。有时，天还没亮，汪正年就和亲戚们约在村口，去高速路做一天零工。他学着砌边沟，或者与人合力抬走1000多斤的石头。

　　“都是肩扛的活，特别累。”这个身高只有1.6米的男人说。不过，一天做上10来个小时，他能赚到80元钱。有时，县城的小装修队找他去做临时工，一天也能赚上75元。

　　可并不是每天都能等来这样的活计。闲时，汪正年就随母亲走进梯田。地里长着萝卜、娃娃菜和豌豆尖。他们将三四十斤青菜放进背篓，挤上清早6点的小公共汽车，在农贸市场铺个小摊，以每斤1.5元的价格卖出去。

　　可是，只要女儿发病，这些用力气换回来的钱，就会迅速流进血袋，输进奄奄一息的树琳体内。

　　这个家，越过越衰败了。曾多次到汪正年家采访的上海记者刘行喆还记得，去年春节前，夫妻俩从肇庆赶回老家，还没上山时，就接到老母亲打来的电话，“水都烧好了，你们一回来就杀猪。”

　　杀年猪，这可是他们一路上念叨着的事，更是农村喜庆的大日子。

　　但今年，为了给树琳治病，猪早在过年前就卖掉了。今年的年货只有一条鱼，以及稍有富余的亲戚们送来的几块腊肉。

　　在此之前，他们已经很久没有尝到肉的滋味了。自打树琳带着病回到寨子里，整个家就像是“被掏空了一样”。平日里，他们只能在黑黢黢的灶上烧沸一锅水，烫起豌豆尖，舀一小勺猪油和辣椒就成一餐。

　　腊月里，1月8日一大早，同寨满叔家杀猪，汪正年带着3岁的大女儿蓝玉过去帮忙。戴着红帽子的蓝玉站在一旁目不转睛地看着，还问道：“爸爸，我们家什么时候杀猪过年？”

　　年轻的父亲不知道该怎样回答女儿。回到家，他拿出别人送的旧手机，发了一条微博：“我什么时候才能给爸爸、妈妈、小孩这样的幸福？我也是在盼望这一天啊！可是怎么没有。”

　　女儿出生前，很多人相信她是个“有福气”的孩子

　　2月6日，正月十五，上午9点多，汪正年在县医院挂上了号。儿科诊室里挤满了哭闹的婴儿和焦急的家长。这会儿，被彭双芹抱在怀里的树琳倒是很安静，她瞪着眼睛打量着四周，直到一个“白大褂”走近才“哇”一声哭闹起来。

　　彭双芹知道，女儿“怕死了”穿白衣服的人。每个月，他们都要为她抽血化验和输血治疗。输血的六七个小时里，针头都得插在这个白胖娃娃的额头上。没有病床可供休息，彭双芹和丈夫只能坐在走廊里的椅子上，轮流抱她，喃喃地哄着她。

　　正是这个女儿的诞生，让全家陷入了绝境。但在树琳出生前，很多人都相信她是一个“有福气”的孩子，她甚至还曾是一部纪录片里“未露面的童星”。

　　去年春节前，来自上海《东方早报》的一个摄制团队准备为骑摩托车回家过年的农民工拍摄一部纪录片。

　　曾有评论者用“令人动容的长途跋涉”形容这艰难的归家旅程。10万名农民工，带着老婆孩子和年货从异乡启程，骑着摩托车奔向故乡。广东肇庆境内的321国道上，一天中就会有超过7000人的摩托大军经过。

　　2011年1月24日从肇庆出发的汪正年，只是这10万人中极其普通的一个。在过去一年多里，他在建筑工地搅混凝土，彭双芹则在鞋厂车间里做工。他们与另外两户同乡一起，准备骑三辆摩托车回家过年。

　　这将是一趟长达1350公里的旅程。

　　直到纪录片完成后，汪正年才告诉跟拍的记者，他载回家的，并不只有妻子、一年多攒下的7000多元积蓄和一个鼓鼓囊囊的红色旅行袋，同时还有妻子肚子里刚刚孕育了两个多月的小生命。

　　这对年轻的夫妻还记得，突然发现的怀孕并没有让他们改变原定的回家计划。摆在面前的现实不容许他们选择更安全的旅途：如果乘坐长途客车，两人要花掉1000多元；而骑摩托回家，只需不到300元。

　　除了肚子里的孩子，在老家，大女儿蓝玉已经两岁多了。

　　蓝玉在肇庆出生，但7个月大就被送回石阡。家里没有电话，每周两次，60多岁的奶奶抱着孙女到更高坡上的堂嫂家，等着汪正年把电话拨到这里，短暂地聊上几分钟。

　　“非常想念她。”年轻的父亲有些哽咽，“希望回去的时候她长高点，会叫爸爸妈妈了。”他露出了向往的笑容，可同时，泪水也涌到了眼眶。

　　但他们并不后悔自己的选择。如果将蓝玉留在肇庆，就意味着双芹要放弃鞋厂的工作和一份并不丰厚的收入。他们心里存着很多长远的计划：尽力多赚钱，先把结婚时办酒席、嫁妆欠下的4万元债还清，节俭着过日子，将来就可以攒钱接蓝玉到教学质量更好的广东上学。“书读得多些，女孩将来做工、生活都容易些。”汪正年说。

　　可就在他们离家的日子里，蓝玉曾溜出祖母的视线。那次，一只滚烫的烧火钳被碰掉了，烫在小女孩的脸上。褐色的疤痕如今仍像个洗不掉的印记，长在蓝玉的右脸上。

　　为了多赚钱，前一年的春节他们并没有回家，也没有看见孩子。

　　不过，2010年是一个好年，他们还清了债务。“心里特别高兴嘛，可以看父母和小孩了。”在纪录片里，汪正年说起家乡时，高兴得笑出了声。

　　带着他们的全部积蓄，和一个仍在母亲体内的小生命，他们终于要回家了。

　　娘胎里的漫漫险途

　　但这是一段极其危险的旅程。他们将从白天骑到黑夜，从这个国家的富庶之地区骑到贫穷的山区，从平坦的公路骑到积雪结冰的盘山道。

　　汪正年比任何人都清楚路途的危险。在以这趟旅程公里数为名的纪录片《1350km》中，他对着镜头笑了一下：“家里人只是盼望着你今天出发了，后天就到家了。但自己却还不知道后天到不到得了家。”

　　在回家的10万人里，有人不幸死在了这条路上，也有人到家时整整瘦了13斤。汪正年载着妻子和还未出世的女儿，他知道自己得更加小心。

　　出发前，侄子送给他一个“低音炮”和一个MP3。汪正年兴致勃勃地下载了几首“提精神的歌”，比如《财神到》、《上海滩》。可这震天响的音乐快要让孕妇双芹烦死了，“耳朵差点听爆了”。

　　不过，吵闹的歌声并没有伴随旅程太久。气温越来越低，两边的树枝已经挂上白色的冰挂，就连头盔上也结满冰碴，汪正年不停地抬起手蹭着鼻涕。在结冰的路面上，他们不停地摔车。音箱很快就被摔得没了声响，随后，为过年特意买的新衣服也被划出了口子。

　　如今，人们很难从这部纪录片中看出，被羽绒服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彭双芹怀有身孕。但每到摔车的“那一分钟”，汪正年就会猛地担心一下。一路上，孕妇双芹已经数不清自己多少次摔在冰面上。

　　当发现妻子靠在自己背上睡着时，汪正年担心地停下车。

　　“不要睡着了，哎？”他回身敲了敲妻子的头盔，“咋个样？咋个样？饿了是不是？”

　　彭双芹并没有回答，但她睁开了眼睛。摩托车又继续前行了。

　　开着汽车一路跟随他们的记者鲁海涛还记得，前面的3辆摩托车“没完没了地迷路”。他们没有GPS导航，甚至没有一张地图。他们手里只有一个笔记本，其中一页被翻卷了边儿，那张纸上记录着路线图——从肇庆到石阡要经过的地区，上面绝大部分都是错别字。

　　到了离家只有90多公里的羊场镇，雪下起来了，气温已经低至摄氏零度以下，摩托车几乎只能滑行，妻子们伸长双脚、蹚着地面，试图为车增加点阻力。但这条路还是太危险了。同行的堂哥将妻子送上了60元一位的大巴车。但彭双芹却不愿坐大巴，“那路难走的，陪在他身边才安心。”

　　原定行程三天两夜，最终在不断的迷路和摔车中被延长为五天四夜。

　　到家前，汪正年扯掉了脏兮兮的裹鞋布。在县城的市集上，他买了两斤包装漂亮的糖果。然后，他费力地将摩托车推上坑坑洼洼的山路。

　　已经一年多没见的女儿蓝玉被奶奶拉着，站在泥泞的小路上等爸爸妈妈。她怯怯地看着眼前彭双芹伸出的双手，转回头走了。

　　回到家，汪正年“怕妈妈心疼”，绝口不提路上的辛苦与危险。他笑呵呵地告诉母亲，“我开摩托车，很高兴，一点都不累，到处可以看世界。”但背地里，他哭了。

　　那时候，觉得未来很简单，想有点什么，都会有的

　　为了迎接二女儿树琳的降生，汪正年和彭双芹决定暂时留在老家。

　　这倒并非一个无奈的选择。尽管离开老家仅仅一年多，但汪正年惊喜地发现自己就快“分不清东南西北了”。

　　电话里父母常常提到的高速公路，正在紧张施工中，“以前觉得山区高速很难通，可现在感觉一下子就要修好了”。八一大街上的木板房如今都变成了砖房，县城里“连十几二十层的楼都有”。在他们开着摩托车经过的一个路口，甚至架起了过去只在肇庆见过的红绿灯。

　　他并不知道，在某个傍晚，这个“交通要道”曾有失水准地双向同时亮起红灯。石阡的变化，让汪正年感到有希望：“如果有稳定的工作，我也想留在这里，照顾父母和孩子。”

　　一切看上去都很顺利。他很快就在县城谋到了份工作——在家具厂喷漆。刚开始，月薪1500元。因为他干活卖力，工资很快又上调了200元。对于汪正年来说，“这待遇挺不错”。他仅有小学学历，尽管曾专门学过做家具的手艺，但小时候放鞭炮炸断了左手两根手指，在肇庆的大厂里，总是刚到体检这关就被淘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