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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与拾荒者同吃同住30天

发布时间:2012年01月29日 06:00 | 进入复兴论坛 | 来源:中国青年报 | 手机看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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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12月31日晚,上海,一位拾荒者头戴大熊猫卡通帽子满载而归,开心迎接2012新年的到来。

  没有人能说出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大四学生黄益彪哪里变了。熟悉他的室友和同学都觉得奇怪,至少他应该变得黑一些。

  30天的时间,在贵阳市一个多数房屋都是建在半山腰的城乡接合部,黄益彪和几十个常年居住在这里的拾荒者同吃同睡:白天进城“收破烂”,晚上回家喝酒打麻将,半夜他趁着人都睡了,佯装写日记,偷偷记下这一切,最后形成一份近两万字的都市拾荒者生存状况调查。

  这份去年暑假做的调查获得了第十二届“挑战杯”全国一等奖。黄益彪作为第一作者,在接到学校首次颁给本科生的“校长特别奖”时,用带着贵州口音的普通话,首先感谢了这群拾荒者。

  在多数人眼中,拾荒等同于“脏乱差”。在黄益彪小的时候,父母就告诉他“不好好学习将来就去捡垃圾”,但这一群体究竟是什么样,他却没有概念,听了课堂上老师对搓澡工群体的讲述,他和队友郑泽豪产生了好奇心,他们想到黄益彪远在老家的拾荒者三哥和他的那群朋友。

  假期来了,黄益彪没有去国企实习,而是回老家寻找这群人。

喝酒打麻将融入拾荒者群体

  黄益彪来到与垃圾相邻的拾荒者聚集地。

  敲开三哥的房门,一片狼藉,大量来不及处理的废品堆积在一角,每到大雨天锅碗瓢盆就要全摆上来接水。黄益彪知道,坐在桌旁进行深度访谈的计划泡汤了。听到三哥带着嬉笑的江湖气,使用脏话与邻里间交谈,他立刻意识到,如果自己再扮演一个读书人的角色一定是个异类,“别说深度访谈,就是交流怕都有隔膜”。

  三哥带他和对面邻居打招呼,“这是表弟,来这附近实习的。”简单寒暄之后,邻居各自忙活着,彼此间再无更多接触。

  直到夜幕降临,黄益彪才等到交流的机会。晚饭吃得差不多了,这群穿着与打工者无异的群体开始了一天中最为放松的时刻,麻将声、喝酒猜拳声,“一点也不亚于都市里的KTV夜夜歌声”。

  “小黄,过来一起喝杯酒”,听说他是大学生,年龄稍大些的拾荒老大哥主动叫他聊天,“机会来了”,但这样的聊天总是伴随着无关他们自身状况的酒桌输赢和段子。原本在他心中早已滚瓜烂熟的访谈提纲,只能打破顺序,见缝插针。

  白酒喝了四五杯,黄益彪的头有些晕乎,但类似经济状况、子女教育的问题还是难以张口,“没熟到那个份儿上。”黄益彪决定加入他们最为刺激的娱乐项目——打麻将,以此来拉近彼此的关系。

  在这片聚集地,麻将确是家家爱。三哥家有一台自动麻将机,作为“茶室”,平时和几个走得近的拾荒者过来打牌,并从中抽点桌钱。这里的房租加水电每月300元,一家四口租的通常是两室一厅的房子,外间便是茶室兼吃饭的地方。

  说是娱乐,但是赌资还不小,一晚上至少有300多元的输赢,有时七八百,甚至上千元。两年来,三哥和对门的邻居八强就在这上面输了几万元。

  虽说平日里大家低头不见抬头见,但在赌桌上,却是“账目分明”,黄益彪经常看到这些人因为一些赌桌上的事而发生一些口角。因为钱不多,他采取的策略是,能输就输,让别人高兴,但也不能让自己输得太过厉害,至少要把本捞回来。

  渐渐地,黄益彪跟大家都混熟了,打麻将时嘘寒问暖,两根烟就能聊到一块儿去。关系好的时候,三哥出去办事,黄益彪便直接在牌友家一起吃饭,也不用再说客套话。

拾荒者的一天

  拾荒者的生活并不规律,打麻将打到夜里两点也是常事,有的拾荒者第二天10点才出门,有的太困了就干脆下午才出门。但是,一天中最主要的生意还是在上午,这时他们的“窝子”(老顾客,记者注)会把“值钱的”废品卖给他们。

  事实上,并不是所有的拾荒者都是“捡破烂的”,按圈内的说法,“刨不如捡,捡不如运,运不如换,换不如收”,街头流动的拾荒者处于底层,捡的东西最杂,收入也最少;走街串巷收购废品者则次之;废品收购站老板地位和收入则最高。黄益彪调查的这一群体就是“运”的,不过,他们在收购生意不景气时,也偶尔会动手来捡。

  三哥早上7点便起床了,由于身体不太好,吃完早饭已经9点。三嫂推起三轮车先出门,三哥挑了一个箩筐,里面放了几个茅台酒瓶和衣服包装盒作为收购样品;五六个蛇皮袋,用来装货;一杆秤,还有一块广告牌,上面写着回收的东西和三哥的联系电话。东西齐了,黄益彪跟着上路。

  一路上来往的车辆很多,稍不留神就被卡车蹭着,这一度让黄益彪觉得拾荒是个高危职业。路上的拾荒者一般会吆喝:“收废旧家电喽!有茅台酒瓶的收来买喽!”他发现,女的喊得勤快一些,男的则碍于情面,喊得少些。

  10点左右,三嫂打来电话,说某酒店有货让收,让收货的就是三哥的“窝子”。

  到了酒店后门,三哥和三嫂进去整理酒店杂物,黄益彪则在外面帮忙照看行头。这时有新客户上来询问,他便把三哥叫出来,一起和新客户谈生意,对方是40岁左右的中年男人,给的是一些纸壳和铁皮等杂物。

  看完货后,三哥问对方要价多少,对方开价70元,三哥还价40元,说,“这些纸壳不挣钱,况且铁皮又少”。

  对方让多给点儿,三哥只让了5元,还价45元,对方挠头不想降价,三哥故意转身要走,对方问还能不能加点儿,三哥说不能。无奈之下,对方要价50元,三哥听后就把货收了。回去的路上三哥告诉黄益彪,这批货转手卖给回收站至少能赚30多块。

  交易后,拾荒者会将随身带的名片发给货主,如果是新货主,就多发几张,以防他们弄丢,以此来培养老顾客。

  把货捆好后,黄益彪推来三哥自制的三轮车装货。这种车在拾荒者中很常见:前面是一个杆,作牵引用;后面是三角形,上面铺一个木板,每条边下面有一个轮子。满满一箩筐加上这一车货就是整个上午的战利品,下午则是卖货阶段。

  他们一般是把货卖给回收站,但是像家电这样的“贵重”物品,有时刚买进,出门就转手卖给其他需要的人;有时则把货运回住处,该修的修,该拆的拆,囤积一段时间后再集中销售。

  这一天,三哥挣了100多元,“这算少的”。他们这行谁挣得多谁挣得少,看的不是谁起得早跑得勤,而是跑什么货。三哥告诉黄益彪,几块钱一个的茅台酒瓶子,找到黑市可以卖到几十元钱一个;一个洗衣机收两三百元,倒手卖到五六百元也有可能。

出来打工的人有了孩子后最好的工作就是拾荒

  黄益彪发现,这群拾荒者一天平均收入四五十元,生意好的一年能挣五六万元。这不符合他此前的设想:拾荒者收入少,甚至难以维持生计。

  做这种拾荒的人通常在三四十岁,主要是六盘水、安顺周边县市的农民,他们多数有几年在外务工的经验,有一定的闲散资金,又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和生意头脑,“就看重这行的高收入”。

  没有门槛,“还可以做自己的老板”。25岁的小平刚来,“窝子”少,找不到生意做的时候,他也去附近的建筑工地干活,打些零工,多挣些钱寄回家。

  一次聊天中,30岁的和平哥向黄益彪谈起他以前的经历:17岁开始出门打工,做过餐厅洗碗工、工地搬运工,但都没挣到钱,后来在建筑队打山洞时挣到一点钱,但又太危险。经朋友介绍,时年19岁的和平哥来到贵阳开始拾荒,一干就是11年。

  虽然年龄不大,但和平哥已是这里最“元老”的人物,“窝子”最多,挣得也最多,在老家已修了一幢10多万元的楼房。

  “都市拾荒成了一些打工者转型后的职业。”这些人告诉黄益彪,出来打工的人在自己有了孩子后最好的“打工”就是拾荒。

  黄益彪调查了这一地区50个拾荒者,平均年龄在36岁左右,其中男性29名,女性21名,已婚45人,配偶在身边的有21人,而结婚当中有孩子的占八成,较多夫妻双方是带着孩子一起出来;孩子则基本上七八岁大小,上小学二三年级。

  40岁出头的刘阳姐告诉黄益彪,“孩子大了,还是带在自己身边好,能罩着,也能管着。”白天刘阳姐出去做生意,孩子就在附近城乡接合部的学校上学,“虽然老师教得不好,但总归有个学上。”

  黄益彪渐渐发现,这群人虽然大多只有小学文化,但在孩子教育问题上却不含糊,尤其是做拾荒生意时间长了,见识相对多了。和平哥对他说,“我读的书少,希望孩子多读点书,考个大学啥的,脸上有光,以后他们的日子也好过。”

  不过,需要担心的地方在于这一群体偶尔会受到歧视,刘阳姐更是怕孩子因此会受到同学欺负。

  有一次,一个城管看到刘阳姐正在捡废纸盒,便呵斥她扰乱城市秩序,她连头都不敢抬一下,一旁快7岁的小儿子站在旁边说,“妈妈,我要好好读书,以后一定不会再让人欺负你。”

  “有的酒店门口的迎宾小姐看我们穿得不怎么样,就看不起我们,我们告诉她们那点工资不算什么,我们有时一天就能上千元,她们还不相信!”刘阳姐不忿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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