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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个青年在城市里没有父母的资金支援，永远不可能买到房子。”“这些年，大学生就业初始工资的增长幅度大大低于农民工，这样的现象对青年发展和就业来讲是不适合的。”……
近日，在一场主题为“青少年社会福利政策与青少年发展”的研讨会上，与会的青少年问题研究专家指出，青少年在某种程度上是弱势群体，当前我国的青年政策和青年工作都面临转型，亟待制定相应的青少年社会福利政策。
当天研讨的背景是，青年在近期英国骚乱等群众性社会运动中扮演主要角色。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经济系副教授黄敬宝提供的一组数据显示，在英国法院收审的骚乱犯罪嫌疑人中，有82%不足30岁，且有69%不足24岁，“很明确，青年是主体”。有学者指出，“这是一个(在英国)被忽视的边缘群体，这群愤怒和失望的年轻人对国家有着日益增长的怨恨。”
与会专家的研究领域涉及经济、法律、社会学、国际政治等，他们从不同层面分析了青年在街头政治中起到重要作用的背景和原因，并针对中国的青少年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青少年研究院名誉院长陆士桢教授认为，当代青年改变了传统有组织的、团体的、一致性的社会参与方式，但这并不等于不参与，而是表现为对传统政治活动的冷漠与个体化、社会化政治参与并存。“比如说抵制家乐福，青年是最积极的。”她认为，当代青年只是改变了政治参与的模式，而他们的政治参与积极性超过以往任何一代人，“比如网络政治参与”。
对此，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郗杰英摆出今年的统计数据：全世界每4个网民中就有1个中国人，每3个中国人中就有1个网民，而每10个中国网民中就有8个在40岁以下。所以，郗杰英认为，网络虚拟社会是一个青年的社会，对虚拟网络社会的关注就是对青年的关注。
加强虚拟社会的管理、创新，就是针对青年加强服务和管理。他同时指出，虚拟社会管理一定要和解决现实问题相结合，现实问题解决不了，在网络上就会爆发。
与会专家普遍认为，解决青年问题不应单单从青年身上寻求答案，应该构建起以青年为主体的社会预警机制和危机处理机制，同时要加强青少年事务的管理工作。
在南京大学社会系教授风笑天看来，很多东西不能只看到青年本身，要看到造成青年问题、青年现象背后的社会结构性问题。风笑天近期所做的12个城市在职青年压力的调查显示，将近70%的在职青年感觉最大的压力是经济压力，而41%的青年遇到经济压力时，是向父母寻求支持。人际关系方面的压力排名仅次于经济压力。
“很多人根本没有把青年压力当回事，更没有认为他们是弱势群体，但我觉得，我们应去了解探索青年压力，尤其是经济压力的来源和构成，积极寻找有效的化解途径，不能光依赖家庭、父母。”风笑天说。
上海社会科学院青少年问题专家杨雄建议要特别关注两个问题：“第一，要关注大学生毕业后的蚁族、蜗居现象。网上说中国的高房价毁灭了青年人的爱情和想象力，现在大学生一毕业就成了中年人，像中年人那样一开始就过着物质化生活，结束了青春期浪漫的人生，这很危险。第二，要关注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问题，比如上海现在14～35岁的外来人口反超本地人口，深圳、北京都存在这样的问题。”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俊彦在分析青少年问题成因时指出，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分配制度没有跟上，最明显的是不同行业的分配不公。“有一个直接的数据，1999年高校扩招以后的在校学生，工科生所占比例从55%下降到33%，文科生所占比例从20%提高到37%，背景是父母和社会热衷于金融、法律、财会这些分蛋糕的行业，人们不愿意从事做蛋糕的行业。”本报记者 崔玉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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