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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缴越多，越多越乱，越乱越缴
搞不定的择校费
“老爸，看你的！”
某学区房的广告，直白地说。
屡禁不止、愈演愈烈的高昂的“择校费”(亦称“赞助费”)，无疑成为“拼爹”的重中之重。一份被家长们广为传阅的2011年北京市部分知名小学的“幼升小”择校费价位表中，最低为8万元，最高的达到25万元。
在一所重点小学的门口，数位正在接孩子放学的家长认可了这份名单上他们所关注的学校价格，他们中间，缴纳“择校费”最低的是10万元。
每年开学前，家长们为了让孩子进名校，托关系、走后门、递条子，各显神通。今年五六月份，北京市某重点中学校长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表示，因为递条子的实在太多，每年这个时候，他都必须要关手机“避上一阵”，话音刚落，其手机上就接到了一条“求帮忙”的短信。
为了择校，一些家长把户口挂在著名学校的片区内，但是实际居住地却不在那里，即所谓的“挂户”。教育圈流传着一个颇为戏剧性的故事：北京某实验小学的老师做家访，竟发现8个学生家的门牌号码，是学校附近的一条马路边的厕所。
而通过“择校费”敛财的现象更是屡禁不止。
2008年被揭露的中关村三小腐败案中，该校的账外资金超过了1亿元，几乎全部来自于“片外”学生入学缴纳的“择校费”。据北京市西城区检察院2011年6月公布的调研报告显示，教育系统的职务犯罪近几年呈上升趋势，多表现为中小学校长利用负责招生的权力，私自招收编外学生，侵吞单位账外款。
去年10月13日，教育部、国务院纠风办等7部委发布《关于2010年治理教育乱收费规范教育收费工作的实施意见》中明确表示，“力争经过3到5年的努力，使义务教育阶段择校乱收费不再成为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
一年过去了，择校乱收费问题依然“群众反映强烈”。
近日，由21世纪教育研究院与某网站联合举办的关于“小升初”状况的网络民意调查中，88.6%的网友认为北京市“小升初”问题“严重、非常严重”。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则称之为“民怨沸腾”。
合法的“择校费”
9月5日，由21世纪教育研究院编写的《北京市小升初择校热的治理：路在何方》调查报告(下称《小升初报告》)在京发布。
调查报告负责人，北京理工大学教授、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专访时表示，之所以选择“小升初”作为研究对象，是因为相关部门对这一阶段的监管存在真空且“民怨沸腾”。
“实际上这一阶段收取‘择校费’是‘合法化’的。”杨东平说。根据《小升初报告》披露的内容，义务教育阶段名校收取的“择校费”多称“赞助费”，是有关部门许可的，是“合法”的。例如，北京市小学和初中择校费的“法定”标准约为3万元，但因人而异，被要求缴十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大有人在。家长要将择校费存到区教委指定的银行账户或教育基金会账户上，但无任何正式单据和凭条。区教委一般按70%～80%的比例返还给学校，要求收支两条线，主要用于改善办学条件和教师待遇。正因为如此，名校收费的动机十分强烈。
广东省教育厅、财政厅、物价局颁布的《关于进一步规范公办高中招收择校生有关问题的通知》显示，择校费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财政部门按50%的比例返还给招生学校用于改善办学条件，其余部分返还给教育行政部门统筹用于扶持和改造本地薄弱学校。
一位不方便透露姓名的原教育部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不管是各省份间具体执行何种比例返还，“收支两条线”的形式一直存在，在客观上也助长了愈演愈烈的“价格战”。
今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山东省监察厅副厅长孙继业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坦陈，“择校费”这个名目，在各学校的账目里是不出现的，基本上都是以捐资助学费的形式出现。《教育法》第48条规定，国家鼓励社会组织和个人向义务教育捐赠，所以有些学校就打擦边球，钻政策的空子。
对此，杨东平补充，北京地区的“赞助费”都是直接交到各个区的教育基金会，像海淀区教育基金会，都不直接交到学校，基金会的钱是由区教育局来掌握的，再按照一定比例返还给学校。
“这个在北京市等于是公开的，它有一个很冠冕堂皇的说法，收这个费就是为了改造薄弱学校缩小差距，其实这是加大学校差距的主要因素。因为现在公办学校获得的国家拨款都差不多，所以造成差距的主要来源就是这种‘赞助费’、‘择校费’。”杨东平说。
钱去了何处？
今年5月，广州市第一次公开了市内各区中小学的择校费数额，高达11.39亿。其中捐资助学费94405.87万元，择校费19520.99万元。
相关文件中，对于资金的具体流向的表述，多为“严格用于教育系统公用支出，不得用于教职人员的工资、福利等开支”，或是“择校费应全部用于学校的发展和改善办学条件，不得挪用择校费发放教师、干部、职工工资、奖金、福利或平衡财政预算”。
但实际情况是，由于表述模糊，“用于学校发展和改善办学条件”成了一个大筐，形形色色的内容都被装了进来。9月15日央视《焦点访谈》播出的《择校费到底用在了哪里》节目中，广东不止一所学校将择校费用于支付教师福利、临时工工资、物业乃至为学校购置新车。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北京。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北京某重点中学教师向《中国经济周刊》透露，学校的多功能厅已经很新，但每年都要“修葺”，“现在比人民大会堂还要气派”，而他们的工资也确实比普通中学的老师有优势。
对此杨东平表示，希望北京也可以公布择校费。至少区教育局要公布区教育基金会收了多少钱，返回给学校多少，都花到哪儿去了，“这笔巨款的数目没有人知道，至少要先信息公开”。
“迫于经济的压力”成为许多收费学校的托词。对此，孙继业予以否定。他认为，目前我国已经实行了义务教育的保障机制，经费逐年提高能够保证学校的正常运行，凡是能够收这些费的学校都是软硬件比较好的学校，尤其是硬件不需要大的投入、建设，不大存在经费的压力。
杨东平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收取“择校费”的名校，绝对不是因为缺钱，且名校还利用这笔钱在全国范围内招老师，把各地的名师招过来，更是加大了学校的差距。而且义务教育阶段的“择校费”加剧了社会的不公，容易滋生腐败。
据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统计，从2006—2010年10月底，共受理涉及中小学在职人员的举报线索32件，其中涉及职务犯罪线索15件，包括贪污线索7件，索贿、受贿线索4件，挪用公款线索2件，其他职务犯罪线索2件。据了解，举报线索主要发生在招生等领域，且被举报人多为“一把手”，校长、书记有11人，约占35%。
“择校费”俨然成为了滋生腐败的温床。
关键是主管部门的决心
如何才能从根源上遏制住“择校乱收费”？
2011年3月，北京市与教育部签订《北京市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备忘录》，承诺到“2015年，本市16个区县全部实现县(区)域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发展”。7月，北京市与所属16区县正式签订责任书，落实此事。同时发布《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关于治理义务教育阶段择校乱收费问题的意见》，明确要求：“严格执行关于捐资助学的有关规定，严禁捐资助学与学生入学和招生录取挂钩，严禁向学生收取与入学挂钩的任何费用。”
对此，杨东平表示，只要“相关主管部门下了决心，事情就不会难办”。《小升初报告》希望是“三步走计划：第一步，2012年，实现取消赞助费和择校费；2013年，实现取消占坑班，还要调整划片、扩大就近入学，并且取消共建生、条子生和推优生；在2015年取消初中阶段的重点学校，实行示范性高中名额下放，实施教师流动制度以及学校合理布局均衡配置资源”。
杨东平举例，像上海、杭州就没有“择校费”问题，究其原因是政府和监管部门的态度是“绝对不能收，谁收谁撤职，非常严格，这是高压线”。而且杭州连高中阶段的择校费都取消了，上海也已经承诺两年之内取消高中择校费，北京只提出“逐年减少”，但什么时候取消没有具体时间表，所以北京在这方面还是比较后进。
《小升初报告》发布的第二天，杨东平就把报告送给了北京市教委，但到现在还没有回应。“我们希望能跟教育主管部门坐下来沟通，面对面交流一些想法，但遗憾的是，至今还没有人来找我们。”杨东平不平静地说。(记者 张璐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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