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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塑料管做成的呼啦圈是同学们玩得最多的玩具
朱林惠
幼儿班的小朋友正在认真听课
虽然条件艰苦，但是山里的孩子很热爱学习，两位同学正坐在教室门口看书。
重庆晚报记者韩毅与乡村老师一起烧柴煮饭
孩子们上数学课
在江津白岩山顶，有一所破旧的学校和一位孤独守校老人。
18年日出日落，老人始终开敞着她的校门，耗尽全部退休金，迎接一波又一波的山里娃。17位村民无不为当初举动倍感英明18年前，他们徒步十多公里，将知青返城的她拉上山，从此她再也没下山。从这里走出去的孩子，18年来已有14人考上了大学本科。
她的名字叫朱林惠，今年68岁，村民视她为精神领袖。她说，她要把生命献给大山。
重庆晚报记者 韩毅 文 任君 摄
初识 大山深处传来读书声
听课 蹩脚英语乍听让人笑
16日，主城的天气还很热，重庆晚报记者下基层到江津区塘河镇硐寨村。这里地处白沙与塘河两镇接壤交界地，山路崎岖，重峦叠嶂。
一排石头垒筑的低矮平房，掩映在硐寨村边缘茂密的丛林中。墙壁没有粉刷，裸露着粗糙的石块和巨大缝隙，门窗随处可见大窟窿。没有校门，唯一用树干制成的旗杆竖立在一块土坝上，显示出这里是一所学校。因旗杆钉子断了，没有挂旗。
“我们的学校，坐落在大山的怀抱，一半在云里，一半在雾里。从校门口铺出的石板路，弯弯曲曲，伸到山脚平地……我们是山里的孩子，山里的孩子成长在学校里。”平房内传出读书声，划破大山深处静谧的空气，充满生机。
一位老态龙钟的老太夹着一叠作业本，走出教室。她就是朱林惠，既要教书，又管教学，干的是校长的活，村里的男女老少都亲切叫她“朱老师”。
听课 蹩脚英语乍听让人笑
朱老师介绍，学校从幼儿班到小学六年级共有学生约60人，只有四年级空缺，其中人数最多的年级有20多人，最少的只有3人（六年级）。学校共5名老师，除了她有退休工资外，其他全是义务劳动，平时还要种庄稼。
重庆晚报记者跟随朱老师走进6年级教室。昏暗的教室里只摆了三张课桌，桌椅破旧，缺胳膊少腿。3名女生端坐，桌上没有课本，只有一个作业本和一支笔。
走上讲台，朱老师在严重掉漆的黑板上，写了十多个英语单词，指着让孩子们念。孩子们读得卖力，但发音不标准，多带江津口音，听起来还有些好笑。重庆晚报记者发现，个别单词，朱老师自己也念错了。
下课后，朱老师放下粉笔，明显感觉她对这节课上得不满意。约60名学生从几间教室钻出，在土坝上追逐打闹。朱老师赶紧到杂物房找出几个呼啦圈交给孩子，这些呼啦圈是她自己用塑料水管做的。
坚守 自学英语自编土教材
下午4：30，学校放学，学校很快恢复山里的寂静。另4位老师也陆续离开，留下朱林惠独守学校。
晚饭是村民主动送来的。吃完后，天气转凉，朱老师添了一件衣服，碗都没洗，就抱着一个皱巴巴的本子找到重庆晚报记者，“下午你听见了，我们的英语很糟糕，而这种尴尬的英语课我们已开了13年。”朱老师说，由于要跟初中接轨，小学必须教英语。学校没一个老师懂英语，即便买了课本也看不懂。就这些简单的英文单词，她也是自学的，遇到支教老师又作一定修补，逐渐形成了自成一体的土教材。
她让重庆晚报记者帮她纠正土教材上错误的英标，一边学发音一边做笔记，神情异常专注。看着朱老师头上银丝缕缕，重庆晚报记者的眼眶湿润了。
只要山里还有娃儿上不了学
“我愿意把生命献给大山”
塘河镇硐寨村62岁的村民陈万伦至今记忆犹新：18年前，山里唯一的村小垮塌，老师离开。学生上学需步行约5公里。遇到下雪，只能在家自习。有的孩子十四五岁了，还没上小学一年级。这时，村民邓立书打听到消息：曾上山当知青的朱林惠返城后，在白沙镇石坝街小学教书，便去找她帮忙想想怎么解决孩子读书问题。
1994年，村民找到朱林惠后，朱林惠花了一周时间，上山做了一次教育状况调查。她发现，山上未读书的适龄人口多达47人，其中年龄最大者已15岁，于是谋生了上山教书的想法。消息传回白岩山，“整个山上像炸开了锅”，不少村民想把朱老师接到自己家。一些人甚至买来过年用的鞭炮，欢迎朱老师。
1994年3月1日，17个村民步行十多公里，到白沙镇把朱林惠请上了山。“大家把朱老师家的锅碗瓢盆，甚至连床都拆了，硬是扛上山来，为的是让朱老师安心住下。”陈万伦说。
一位村民提供了两间土坯房当教室。寂静的山间终于响起读书声，村民们纷纷放下锄头到教室外围观。朱老师清楚记得，第一期学生中，年龄最大的女生14岁才读一年级，小学没读完就回家嫁人了。
尽管硬件都简陋到极致，但朱林惠对教学工作没有任何简化。教学大纲、课程安排、考试试卷都严格按正规学校设置。朱林惠上山办学的消息，很快在白岩山上传开，不断有家长将孩子送来读书。第二学期开学时，学生已达百余人，班级扩充到4个。而朱林惠坚持只收课本费，有时还自己掏钱给学生买课本。
“朱老师就像我们山上的一颗启明星，只要有她，山上就有希望。”白沙镇窄口村2组的45岁但利容感激涕零。她的女儿何静是朱老师的学生，今年考上四川外语学院德语系。因家庭条件不好，常年有病的父亲强迫女儿外出打工。朱老师知道后，筹集了3000多元，9月初把何静送进了川外校园。
“学校没有名分，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没有部门接管。”年近古稀的朱老师如今感到有些力不从心，但她仍说：“尽管我早已退休，但只要白岩山区还有娃儿上不了学，学校就要继续办下去。我愿意把自己的生命献给大山。”
不少毕业生回母校义务支教
“朱老师感动了我”
何安琼、何芹都是朱林惠的学生。
“我从3岁开始，就在朱老师门下读书。小学六年，支教老师和下派老师我数得清名字的有10人，很多老师上不到几天就离开了。”19岁的何芹说，去年，她从江津职业技术学校毕业后，本在主城一家企业打工，月薪2000元左右。今年3月，母亲过40岁生日，她回家探望，顺便到学校看朱老师，得知学校差老师，她主动担起了义务教学任务，同时完成自己成人大学学业。
何安琼23岁，是该校老师刁禄的女儿。她幼师毕业后，在主城一私立幼儿园任教。3年前，她被母亲拉回家，担任起学校的幼儿班教学工作。“作为年轻人，我也想进城教书，但妈妈和朱老师感动了我，山区的这群学生需要我，但对这份几乎没有报酬的工作，我不知能维系多久。”何安琼坦言。
朱林惠坦言，由于条件限制，他们的教育方式确实老土，但就是这些土办法，让山里14个学生通过该校启蒙，如今已经考上了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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