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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网9月19日电 文学评论家汪宏华日前撰文新解《岳阳楼记》。他从多个角度论证范仲淹庆历新政失败被贬邓州后，反思到了比改革更重要的是抵制社会流行的浮华巧伪之风，唤醒官吏和读书人的良知正气，所以转用文学作品《岳阳楼记》喊出了“先忧后乐”的千古警句。他重建价值体系，以社会最底层的广大民众为家国天下中最高级的天下。较之孟子的“乐民之乐，忧民之忧”更为深刻。汪宏华还认为范仲淹无意劝慰谪守巴陵郡的滕子京，他的“政通人和，百废具兴”是敷衍之语，明褒暗贬，斥其假改革，真投机。原文如下：
一、范仲淹视以前的岳阳楼为青楼，洞庭湖为艺妓
我是岳阳人，小时候常跟爸爸去岳阳楼游玩，每一次都问：范仲淹为什么只写洞庭湖，不写岳阳楼，跑题了吗？爸爸说：古人的眼睛像狗，只关注运动的事物，洞庭湖是运动变化的，朝晖夕阴，气象万千，至于岳阳楼嘛，千年矗立，纹丝不动，滕子京重修也只是增其旧制，刻了几块诗赋碑文而已。本质上是不想重复前人的记叙。
上学了，老师领我们去参观岳阳楼，又问同样的问题，老师说，岳阳楼的功能就是观景，虽然也是人文景观，但从属于自然景观洞庭湖，因洞庭湖而修建，因洞庭湖而闻名，并未离题。崔颢的《黄鹤楼》也是写远处的汉阳树和鹦鹉洲。
恋爱了，陪女友漫步岳阳楼，继续追问，她说，这里的岳阳楼是极其开阔的大岳阳楼的概念，包括岳阳楼、巴陵郡和洞庭湖。若把洞庭湖比作一条龙，岳阳楼就是龙的眼睛，眼睛能看到远处与躯体，却不能自观。再者，记文的特点就是触景生情，以外在具体的景物寄托内在抽象的情感和心志。只要有了好的立意，稍稍偏题也不要紧。
问呀问，找呀找，眼看自己的孩子又要问我，今年仲夏终于彻悟，原来范仲淹压根就不喜欢岳阳楼，也不赞同滕子京大兴土木重修岳阳楼。只是既然已经修了，还是很有必要及时写一篇文章为其正身正名。否定之否定。此前的岳阳楼在范文正公看来不过是一座招揽迁客骚人发泄私情物欲的“青楼”，洞庭湖不过是一个沉鱼落雁却又喜怒无常的“艺妓”。现如今修葺一新，正该弃恶从良，蜕变成为人们接受精神洗礼的圣地，造福于民。此亦岳阳楼的唯一出路与本来面目。
二、滕子京为政绩连环作秀，范仲淹用微言明褒暗贬
首先我们要理认到，范仲淹是个极其孤独的中世纪战士，没有知己，不善结党。他与滕子京也仅仅是宦友，不是至交，虽然同中进士(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同御西夏，后来又几乎同遭贬谪，但两人的为官操守、治军方略和被贬理由都不尽相同。滕子京庆历四年因被诬擅自动用官钱而谪徙巴陵，范仲淹庆历五年因庆历新政失败而贬居邓州。二人关系的实质是，滕阿谀利用范，范提防应付滕。所以，滕子京在给范仲淹的求记书中没有一句邀请朋友亲临的话，只顾详细介绍岳阳楼的历史沿革和“极雄丽”、“所费甚广”之现状，最后还说：“谨以《洞庭秋晩图》一本随书贽献，涉毫之际，或有所助。”生怕范仲淹上门。为老友省事吗？非也，担心仁兄窥出破绽而已。
范仲淹也乐得以逸待劳，很快就在邓州花洲书院看图作文写成了《岳阳楼记》。不过你利用我，我也敷衍你，顾左右而言它。且看文本，范仲淹写滕子京先“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后“属予作文以记之”，说明滕子京重修岳阳楼包括硬件和软件两个方面，硬是“增其旧制”，即扩大它原有的建筑规模(如在楼北新建了燕公楼，专祀唐朝修过岳阳楼的张说)；软是增加原有的诗赋和文章数量，包括函请范仲淹写的这篇记文。
但接下来范仲淹再没有描述岳阳楼的任何建筑，没有比较岳阳楼的新旧之变，只说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继而比较其阴晴之变；对于迁客骚人和他们留下的诗赋也是嗤之以鼻，认为不外乎是两类，一类为自个儿的失意悲愤，一类为自个儿的幸运喜洋洋。注意，这其间有两处反话，一、决定登楼者心情的不是天气，而是自身物利的得失，外部的阴晴乃是内心悲喜的投射；二、“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中的“宠辱偕忘”是反语，实际是辱忘而宠未忘，因宠获物，由物生喜。与上文“忧谗畏讥”相对。
可以见得，范仲淹并不想做滕子京重修岳阳楼的吹鼓手，迁客骚人可憎，不辨美丑为之树碑立传的人同样可憎，无非是想用纳税人的钱排遣更大的辱，邀取更大的宠。事实确也如此，岳阳楼修竣后，别人向滕子京道贺，他回答：“落成甚？只待凭栏大恸数场。”那个矫情而悲呀，真正比骚人还骚。
有意思的是，几乎同时欧阳修也收到了滕子京关于偃虹堤水利工程的求记书。由于欧阳修不了解滕子京的为人，就在《偃虹堤记》中按照图样和信使的口述做了直描，堤坝如何重要，如何雄伟。最后还为滕子京的贬谪鸣不平，称其大材小用。但范仲淹很警惕，没有落入滕式圈套，只写无关乎政绩的洞庭湖，并在最后叹曰：“微斯人，吾谁与归？”意即我只能求诸古人，于现实世界找不到同道，你子京也不是我的同道。比较欧阳、范两位大师，方知朱熹对后者评价的“有史以来天地间第一流人物”不是虚言。
那么，范仲淹为什么又在开篇盛赞滕子京“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呢？又是一串反话！第一，上任才一年时间，不可能做到政通人和，百废俱兴，充其量是百废初兴；第二，庆历新政刚刚因保守派阻车而失败，岳州不是世外桃源，滕子京不是体制外的太守，不可能做到异军突起，一枝独秀。果然如此，必是表面文章！范仲淹便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用了同样的表面文章明褒暗贬。一个心忧天下的人是不会与同僚同病相怜、互吹互捧的。何况之前已经有人诬告他与韩琦暗结朋党。
接下来还是一个倒装句“乃重修岳阳楼”。从字面看滕子京是将所有行业都振兴了，最后才来重修岳阳楼，先经济后文化，先民心工程后形象工程。实际情况是，前面只开工做了两件事，修筑偃虹堤与兴办学堂(此事函请尹师鲁写了《岳州学记》)。倘若还有别的事迹，滕子京断不会隐瞒，必定四处求记。而偃虹堤的主要功能是防止洪水冲击岳阳楼，属重修岳阳楼的配套工程。所以，是重修岳阳楼在先，百业俱兴的错觉在后。
三、范仲淹从滕子京身上反思到比改革更重要的是思想启蒙
滕子京的确是个精明的政治家，很懂得抓大放小，一到巴陵就紧紧围绕岳阳楼这个窗口和桥头堡集中制造繁荣景象。滕子京还是一位天才的艺术家和社会活动家，懂得朦胧产生美，距离产生美，又是请名家作画粉饰，又是请能言善辩者登门送信。
且看滕子京写的求记信：“山水非有楼观登览者不为显，楼观非有文字称记者不为久，文字非出于雄才巨卿者不为著”。言下之意是楼观重于山水，记文重于楼观，才卿大腕重于记文。范仲淹大概就是被这几句话触怒，反向认为骚人不如骚文，骚文不如骚楼，骚楼不如骚山水。山水之善变是一种自然现象，是一种美景，人之悲喜无常就太器物太浅薄了。若将“登斯楼也”改为“修斯楼也”，就成了滕子京的官场现形画像。趣味一旦低下，文人、官吏与妓女、嫖客就没有了差别。所以文章间或用了“巫峡”、“淫雨”等声色字眼。范仲淹开始在“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同时，讲究表达方式了。这才是真正的政治、艺术和社交全才。
范仲淹之委婉隐曲，还在于不想与滕子京个人争斗，他举一反三意识到了朝野上下还有一大批迁客骚人式的官员，他们不是完全的保守派，也不是完全的改革派，属于附庸风雅的假改革派、投机钻营派，借改革之名，行哗众取宠之实；借发展之名，行劳民伤财之实。庆历新政要求重点关注底层农民的利益，如“十事疏”中就有三件农事，均公田，厚农桑，减徭役，他们却不理会，不作为，专挑一些阻力小、见效快的光鲜事去做，试图创建新的改革实验区，引起朝廷注意。实际上，范仲淹对这种假大空的做派早有见识，所以他在“十事疏”中首先就提出建立严密的仕官制度，抑侥幸，裁冗官。滕子京之流不是贪官，也是冗官。
但保守派、假改派的实力还是太强大，超出了范仲淹的想象，也超出了皇帝的想象，以至于庆历新政宿命难逃，昙花一现。不过，这一次历史没有简单重复，华夏有幸，岳阳楼有幸，我们的改革主将范仲淹失位不失志，并深刻反思到新政夭折的主因是真正坚定的改革派太少，中间派、假改革派太多。他便决定抓住写记文的机会，改用文学方式作广泛的良知呼唤和思想启蒙，争取更多潜在的仁人志士自觉支持改革，投身改革，进而缩小左右两派的力量悬殊。范仲淹的启蒙口号便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进亦忧退亦忧；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时间证明，范仲淹这次转身明智而又华丽，后人大都忘了他的庆历新政，记着他的《岳阳楼记》。
四、范仲淹的“先忧后乐”比孟子的“乐民之乐，忧民之忧”更精深
与欧阳修“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不同，范仲淹另在山水之外设置了君与民。比山水更高的是君王，比君王更高的是民众。为何可以这样理解呢？因为作者“忧其君”的本质仍是忧君不为民做主，落脚点还是在民。君王的生活起居自然是用不着别人担心的。这也就意味着，在范仲淹的价值体系中，处在社会最底层的广大民众才是真正的天下，位列家、国、天下中的最高级。
相比孟子的君王乐民之乐，忧民之忧，范仲淹的思想显然更加深刻：一、有层次。范仲淹的忧乐情感是破立在悲喜情绪之上的，前者为公，后者为私。二、无局限。不止君王要忧国忧民，每一位官员，每一位知识分子(相对强势群体)都要为民着想，为民服务。三、讲次序。不仅要忧乐与共，更要先忧后乐，将自身利益放在所有民众之后。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极具原创性的警句，范仲淹却偏偏假托古人立言“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为什么？因为他无意标新立异，无意抢占道德制高点，只想借圣贤之力，并用比圣贤更偏激的方式尽快抑制浮华之风，重振改革正气。不知是偶然还是必然，《岳阳楼记》写成23年后迎来了声势更加浩大的王安石变法。时至今日，先忧后乐依然是矢志变革者的价值标杆和行为准则(消费主义的改革派除外，他们比滕子京更假，只乐不忧，以忧为乐)。
由于范仲淹要用《岳阳楼记》表达自己不变的政治抱负，传播自己新创的改革宣言，所以刻意对滕子京大加恭维并作慰勉规劝状，他知道这位好友定会转悲为喜，定会将这篇记文高高悬挂在岳阳楼的正中央。诚所谓，非君子不足以制小人，非小人不足以养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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