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打工子弟学校再遭封门追踪 4所学校“重生”_新闻台

北京朝阳区一所被责令关停的打工子弟学校教室空荡荡

　　□记者孟冉文图

　　核心提示

　　今天是北京中小学新学期开课的日子，对因学校被拆除或被责令停办而面临失学的万余名外来农民工子女来说（本报自8月15日起连续报道此事），能否在当地获得继续就读的机会？北京市“不让一个孩子失学”的承诺，能否兑现？

　　记者从北京朝阳、大兴、海淀等区涉事校方、学生家长以及教育部门获悉，截至昨天，各区新近提供的10多所安置学校正招收被分流的学生和老师。而由于多所学校承载能力基本逼近极限，北京大兴区计划取缔的4所打工子弟学校，被政府告知“继续保留，正常开学”。但即便如此，受上新学校路途太远、交通不便等影响，部分在京流动孩子已经返乡或做好回老家上学的准备。

　　肇始于今年6月中旬的北京24所打工子弟学校再遭“封门”事件，风波渐止，由此带来的“如何保证流动儿童的受教育权不受侵害”、“教育资源怎样合理分配”等问题，正引发人们深思。

　　大兴4所打工子弟学校“重生”

　　“除了高兴，还是高兴。我能做的，就是搞好教学和管理，用百分之百的爱护和热情，对待每一个孩子和老师。”从无奈到委屈，再到茫然和焦虑，多日寝食难安的北京大兴区育红学校校长李阳坦言，“无法适应突如其来的惊喜”。

　　李阳的“惊喜”源于他创办的打工子弟学校，获得“重生”！

　　今年7月初，育红学校被当地政府以“在违章建筑内非法办学”为由，责令关停。赴京采访期间，记者在这所去年才建好、拥有两栋两层教学楼的新学校，看到了大兴区教委给该校出具的“规范保留学校”书面证明，见证了许多学生领取新课本的热闹场景。8月20日之前，育红学校一直被当地政府严令“不允许接纳新生，所有在校学生必须分流到正规学校”，李阳一度心灰意冷。

　　“8月20日下午，我接到镇政府通知去开会，主管教育的领导在一张纸上签了字，说学校可以保留了。”李阳告诉记者，当天的会时间很短，10分钟就结束了，“除了育红，田园、建新庄、团河实验3所学校也被告知不拆了，可以继续办下去”。

　　大兴区计划拆除11所打工子弟学校，但目前无一拆迁。大兴区教委副主任王滨介绍，涉及6500名学生的分流方案由各镇镇政府制订。如果有学校9月1日仍未启动安置，学生可先在原来的学校继续就读。昨天，大兴区西红门镇镇政府一工作人员接受采访时称，保留4所学校，是因为现有安置学校无法接收全部需要分流的学生。

　　据了解，田园学校已于8月24日开学，建新庄和团河实验两所学校均于8月26日开学。“4个学校至少有两千学生报到，我估计到9月1日会更多。”李阳说，前几天，当地政府到学校检查，对提前开学表示认可。

　　部分在京打工者子女返乡就读

　　相比大兴区4所学校的“重生”，朝阳区计划关停的9所打工子弟学校就没这么幸运了。到目前，除了8月15日提前开学的东坝实验学校勉强维持正常教学外，其他8所学校均已自行关闭或处在关闭边缘。

　　“学生走了，老师也被区教委委托的民办学校挖去大半，学校没办法再开下去。”昨天上午，记者电话连线朝阳区民办教育协会打工子弟学校分会副会长竹道静，他说，该区4000多名学生被安置到政府新近委托的6所学校，随着正式开学日期的临近，不少家长担心孩子上不了学，把孩子送回了老家，“据我掌握的情况，光东坝乡选择返乡的学生就超过了200人。”他透露，其中，金盏乡近百名学生已返乡或做好了回老家读书的准备。

　　张女士来自信阳，她儿子所在的学校关停后，想到政府委托的博雅学校，但该校校舍十分紧张。“现在工人还在加班加点建教室、食堂和厕所。到9月1日开学肯定建不好。”张女士告诉记者，孩子被安置的另一所学校不通公交车，学校没食堂，“没办法，我们一个星期前给孩子开了回老家的转学证明”。

　　眼下，抢先开学的东坝实验学校进退两难。该校校长万天兵称，他们一直希望能借助学生、老师、家长，甚至是媒体的关注，坚持办学，但这种希望越来越渺茫，“去年期末考试时有1328名学生，现在只剩下不到300人，老师也只有不到20个。”他说。

　　即便保留了4所学校，大兴区不少外来务工人员仍对学校的前景不看好。来自周口的姜女士说，暑假得知学校要关闭，她把大女儿送回了老家；育红学校的陈副校长也透露，包括育红、建新庄等学校在内的200多名学生已离开北京，返乡上学了。

　　辍学孩子状告朝阳区相关部门

　　“打工子弟学校取缔了，分流的学校又太远，孩子没学上，我们要讨个说法。”来自吉林的牛女士说，她女儿小敏（化名）在朝阳区东北亚学校上学。今年6月底，将台地区办事处文化教育卫生科对东北亚学校签发告知书，称东北亚学校未按相关程序取得办学资质，要取缔。随后，小敏被分流到另一所打工子弟学校安民学校辛庄校区。牛女士称，她发现辛庄校区距离住处8公里，上学需换乘两次公交车，在不堵车的情况下，单程将耗时至少两个小时，孩子上学极为不便。据此，牛女士一纸诉状把朝阳区将台地区办事处告上法庭，要求撤销取缔学校的告知书。

　　据悉，这是北京多所打工子弟学校再遭“封门”以来，发生的唯一一起行政官司。

　　“8月5日，我和另一个律师马银玲去朝阳区法院，但立案庭法官不收诉状。”昨天上午，该案代理律师彭剑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说，当地政府取缔学校的行为，造成了小敏上学困难，实质上侵害了她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政府没有考虑打工者子女受教育的实际情况，安全、交通等问题迫使孩子面临失学。”彭剑认为，这违背我国“人人享有平等受教育权利”的法制精神。

　　“我们通过同城快递将诉状寄给朝阳区法院，邮局的回执显示，对方已签收。”彭剑透露，但到目前，朝阳区法院仍未受理此案。

　　昨天，东北亚学校校长于桂清称，该校现有学生800多人，“法院不立案，说明取缔基本成定局。”她说，当前学校像小敏一样失学的孩子有100多个，大多数选择回老家上学。

　　“封门”潮引发教育资源配置思考

　　受“封门”事件影响，并未列入此次取缔计划的朝阳区金盏乡同心实验学校同样倍感压力。“村里的土地已被政府征用，学校拆迁是迟早的事。”受访时，该校校长孙恒对学校前途不无担忧。他说，学校一旦被取缔，在附近并无新校可安置的情况下，400多名师生去向将成一大难题。

　　2003年9月1日，得益于《民办教育促进法》的颁布，北京市发出第一张打工子弟学校的办学许可证。同年，教育部明确，打工子弟的教育经费由流入地政府解决。2006年，北京市开始第一轮关停打工子弟学校行动，此后，便停止了对打工子弟学校的审批。2010年，北京市启动城乡接合部村庄改造计划。随着该计划的推进，更多的打工子弟学校生存遇阻。据知情人透露，当前，北京昌平区16所合法打工子弟学校中，有10所以上也正面临拆迁。

　　“北京对打工子弟学校仅仅采取关停，效果当然不好。”有着几十年民办教育经验的易本耀先生受访时说，他在北京、上海都办有打工子弟学校，两者相比，北京的差距很明显。他透露，上海的打工子弟学校建设和改造是由财政投入资金，再由政府出资委托其招收农民工子女。对新审批学校，市财政给予每所学校50万元办学设施改造经费，不足部分由区县予以补足。最近3年，上海市共审批设立了162所打工子弟小学，政府购买了约12万个免费义务教育学位。“流动儿童应和同城孩子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权，北京教育资源如何配置，应当引起政府高度重视并拿出切实可行的办法。”他说。

　　对此，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研究员冯奎表示，北京市要做的并不是简单地拆掉学校，而是要通过统一布局，为外来流动人口及其子女提供数量相对充足、质量相对较高的教育、卫生等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