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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磊生前留影 张祖国翻拍
张天锐在家中 张祖国摄
我是被这样一条消息击中的：“两位重度角膜炎患者重见光明；两位尿毒症患者有了新的肾脏；一位肝硬化患者有了生的希望，这些幸运，都来自一位因车祸去世的年仅22岁的湖北武汉大学生。他的父母忍痛捐出他的器官，他们相信，通过这样的方式，儿子就还活着，一直活着……”
这个故事催促着我启程。第二天，6月11日，我从北京到达武汉，试图找到逝者父母。但武汉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在听说我的采访要求后却表现得很为难，这对夫妇并不想面对媒体，已经拒绝了所有采访，甚至当获取器官手术进行时有人带着相机混入现场，闪光灯一闪，都被他们赶了出去。最后，我辗转从这家人的亲戚那里要到了一个固定电话号码。
他们生活在距离武汉150多公里的荆门市京山县。我在两场暴雨间短暂的空挡中到达京山，晚上8点，拨通了那部电话。
“没什么可说的，我们只是做了一点很平凡的事，请你们不要来打扰我们的生活！”父亲张天锐接听了电话，他嗓门很大，声音听上去有些愤怒。
我反复地向他说明来意，但他都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可当我告诉他，我只比他的儿子大3岁时，他沉默了一阵。
我说：“别把我当成记者，就当成您儿子的同学吧。”
他捂住话筒，似乎是和身边的妻子商量了几句，然后，像是下了很大的决心，“那你过来吧。”
“毕业了我就找个事做，你和爸都不用这么辛苦了。”
我没想到，眼前会出现这样一对父母。
张天锐今年49岁，他穿着一件深蓝色的旧背心，又黑又瘦，满脸胡渣，总是皱着眉，额头上的皱纹就像是用刀刻上去的。当我主动向他伸出手时，感觉像握着一块粗糙的石头。母亲胡久红48岁，是个矮小的女人，她撩起裤腿时，会看到右腿只有左腿一半粗细，小儿麻痹症影响了她的一生。她走起路来很慢，一脚高一脚低。
在一间门市房前，张天锐拉起卷帘门，神情木然地说：“这就是我们的家，所有的家当。”
事实上，这是一个30多平方米的铺面，屋子被一个小木柜象征性地隔成两半。外面半间几乎被几十桶脏乎乎的煤气罐塞满了，仅仅留出一条通道。屋里到处是煤气味。
里面10平方米左右的半间才是这个家庭真正生活的地方。张天锐坐在一张可以半躺着的竹椅上，胡久红拉过砖头大小的木凳坐下来，我是客人，被让到了仅剩的一张靠背椅上。
胡久红垂着头说：“家里只有3张凳子，碗也不够，所以儿子不大把朋友往屋里带，没地方坐。”
这是一间小到毫无遮蔽的房间，除去一个淡绿色的冰箱和一台100元钱买回来的二手彩电，再没什么像样的家电。一张双人床和一张单人床沿着墙依次摆放。胡久红扶住那张木制的小床，“原来儿子就睡在这，这么大的孩子，从来没自己住过一间房。”停顿了一下，她接着叹气道，“没办法，太困难了。”
就连这间简陋的屋子也不是他们的财产，而是每月500元租来的。在他们的月工资只有四五十元的时候，这对夫妇就下岗了。除了力气，他们再没有什么求生的本领。张天锐做起了搬运工，每爬上高楼换一个重达30公斤的煤气罐，他能获得5元报酬。而妻子因为残疾，只能在家洗衣做饭，几乎没有收入。
他们唯一的孩子名叫张磊，今年22岁。就在上个月，他刚刚结束在湖北中医药大学继续教育学院护理专业的学校生涯，也完成了在京山中医院的实习任务。这个家庭还欠着学校一年的学费——4800元。这笔钱，他们很快就要攒够了。未来的生活看上去挺有盼头，等交了钱拿到毕业证，张磊也许就将成为医护行业中稀缺的男护士。
坐在他们弥漫着煤气味的家里，张磊空荡荡的硬板床就在我背后。过去，张天锐每个月给儿子400元生活费，后来物价涨了，张磊的生活费也涨到了600元。对张家来说，这笔钱得攒上好一阵子，张天锐必须为此扛上120个煤气罐。胡久红从来没有将这笔钱一次性汇出过，只能每10天给武汉的儿子寄出200元。
我问他们：“张磊抱怨过吗？”
母亲沉默地摇摇头。父亲却盯着墙边一辆锈迹斑斑的手推车。每逢放假，张磊就推着小车去附近帮父亲送气。“他不像别个的儿子那么聪明、读书好，但就是蛮听话也蛮老实。”张天锐慢慢地说。
胡久红突然想起，就在几个星期前，儿子在家里一边帮她洗衣，一边憧憬：“毕业了我就找个事做，不管是好工作还是差工作，你和爸都不用这么辛苦了，爸不用再去搬‘坛子’了。”一家人也曾在吃晚饭时打算，如果有机会，就让年轻人去南方闯闯，存够了钱，可以回到这座县城里贷款买自己的房子。
“你醒过来吧，你这么孝敬爸爸妈妈，就醒过来看看我们吧。”
5月31日早上6点半，张天锐像每天一样早早开始准备一天的活计。张磊也起床了，他刚刚结束在京山中医院的实习，那天正准备去医院取实习鉴定。
听他医院的同事说，张磊是个听话的孩子，很受医生老师们的喜欢。如无意外，那份鉴定应该写得挺漂亮。张天锐也记得，儿子心情不错，像往常一样穿着T恤和短裤，7点钟就出门了。
可已经开始送“气坛子”的张天锐并不知道，张磊并没有走出太远。仅仅在离家不到1000米的十字路口，这个只有22岁的年轻人被一辆农用汽车撞倒。据说，当时下着小雨，好心的路人拨打了120，又用雨伞遮住了已经失去意识的张磊。
20分钟后，他被送往京山县人民医院的重症监护室。
事实上，那时除了头上一点擦伤外，他的身体表面并没有明显的外伤。当张天锐和妻子接到医院打来的电话时，他们带着家里仅有的2000元现金赶往医院。看过儿子，这对父母乐观地相信，张磊几天后就能转去普通病房。
胡久红决定在监护室外陪着儿子，让丈夫回家看店。他们一天也不敢丢掉自己的小生意，无论是半夜12点，还是凌晨3点，餐馆或早点铺的老板只要打一个电话，张天锐就必须马上将煤气罐送到。
可管床医生袁以刚却知道，他面对的这个“蛮年轻帅气的小伙子”情况并不乐观。在对大脑进行CT扫描后，他发现张磊的脑干已经受到严重损伤。6月2日，病人呈弥漫性脑肿胀，瞳孔变大。医院决定迅速为他进行开颅手术，三四个小时后，手术结束，瞳孔缩小。但第二天，同样的症状再次出现。当晚，张磊已经无法进行自主呼吸，不得不插上呼吸机。25个小时后，医生向家属宣告：“从临床上看，病人已经脑死亡。”
这对贫穷的夫妇从未有一刻想要放弃自己的孩子。守在病房里的胡久红拉着袁以刚的手，只机械地重复着同一句话：“医生，救救我儿子吧，就算只是个植物人也好。”
那个年轻人躺在病床上，看起来就像是随时要醒来的样子。父母拉着他的手，哭着呼唤：“张磊，你醒过来吧，你这么孝敬爸爸妈妈，就醒过来看看我们吧。”年轻的女友程丽(化名)用手机在他耳边播放了他们曾经一起唱过的《我想大声告诉你》。
可是奇迹并没有出现，没有一种声音能将张磊唤醒。按照亲戚们的指点，夫妇俩去菜市场买了一条野生河鱼，然后在河水里将鱼放生。随后，他们又将儿子的衣服裤子收好，请人带去“收魂”。胡久红感到，自己就像疯了一样，“只要能救儿子，我们什么方法都不拒绝”。
他们不懂，躺在病床上的张磊还有心跳，怎么就被宣告了“死亡”。医生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向围住他的病人家属解释脑死亡的含义：病人无自主呼吸，一切反射消失，脑电静止。
几个小时后，这对夫妇终于接受了这绝望的现实，整个人瘫倒在地上。
我没敢再细问当时的情形。但屋里的悲伤比煤气味还要浓，张天锐用双手捂住了脸，“孩子就是我们的希望啊，现在，希望变成了肥皂泡，什么都没了。”
“是不是捐得太多了？孩子身上要到处动刀子，疼啊。”
6月5日早上8点，张天锐瘫在病房前“动都不能动”，胡久红被自己的姐姐搀扶着走进医生办公室。她小声地向在场的医生说出自己的决定：“儿子没希望治好了，我们想把他的器官捐出来。”
这是个不大的县城。一个当地人悄悄告诉我：“这里很忌讳这个，要留个全尸，如果传出去了，恐怕在当地连生活都生活不下去。”
可是最初，胡久红还来不及考虑这些。医生向她解释“脑死亡”时，曾经提到国外的人对脑死亡的接受度比较高，很多脑死亡患者都进行了器官捐献。那时，这个母亲已经接近崩溃，但这句话却好像突然给了她启示。
在家里，夫妻俩每天辛苦工作之余，唯一的娱乐生活就是打开那台100元的破电视。他们舍不得买机顶盒，便偷偷地将一条天线接出屋外。尽管只能收看到中央一台和京山县电视台，可电视剧里“捐眼角膜”的情节却曾深深地打动过他们。
张磊被宣布“脑死亡”的那一晚，夫妻俩仍旧守在病房外。矮小的母亲靠着医院的白瓷砖墙壁，她站不稳，眼睛也哭坏了，连报纸上的字都看不清。
“当时什么感觉都没得，就是痛苦。”胡久红呆坐在小板凳上，说到那个晚上，眼里几乎没有了光。
她幻想着有人来救救儿子，大脑坏了，能再移植一个健康的大脑吗？不能，当然不能。“我那时就想，医院里别人的孩子，也许肝坏了，肾坏了，他们也像张磊一样，等人救啊。”
当胡久红把捐献器官的念头提出来时，周围的亲戚们都沉默了，没有人表示赞同。这个小个子女人一辈子都脾气温顺，只有这一次，倔强得令人吃惊。“孩子是我生的，我有这个权利！”她不容分说。
如今，这对夫妻已经记不清，他们在这个念头上究竟来来回回地挣扎了多久。两人整夜抱头痛哭，张天锐决定顺从妻子的主意。“孩子烧了，也是一把灰，捐了，没白来这世上一次。”他一边说着，一边起身从柜子里拿出张磊已被磨卷边儿的学生证，让我看上面的证件照。那是个相貌清秀的小伙子，正对着镜头微笑。
在整个县城里，这是第一宗遗体器官捐献的案例。最初，医护人员们甚至不知道捐献该从何入手。一位泌尿科医生主动提出，自己曾经在武汉参加过器官移植方面的培训，可以帮忙联系武汉市红十字会。
6月5日上午11点10分，武汉市红十字会器官捐献管理中心负责人骆钢强带着3名医生赶到京山县城。
这是他第一次在重症监护室外见到张磊的父母。那时，胡久红垂头丧气地坐在病房外发呆，“很可怜的样子”，张天锐则躺在医院的地上，“看起来已经筋疲力尽了”。这对匆匆做出决定的夫妇还不清楚自己即将面对什么。他们甚至不知道儿子究竟有哪些器官可以捐献。
胡久红心里想着，就捐对眼角膜吧。
可骆钢强却发现，年轻的张磊身体健康。他尝试着提出，眼角膜、肝脏、肾脏和一部分皮肤都可以进行捐献。
对于这名已经在红十字会工作了20多年的工作人员来说，“劝捐”绝不是轻松的工作。最常见的情况是，他会被愤怒的家属连推带搡撵出医院，“你怎么找到这里的？滚！”
可眼前的夫妻俩，除了悲伤，反应很平静。张天锐想了一会儿，问道：“是不是捐得太多了？孩子身上要到处动刀子，疼啊。”
“捐一个器官和捐几个器官的程序是一样的，都要开刀。不过，捐的器官越多，做出的贡献越大。好多人等着救命啊。”骆钢强劝说道。
“总是捐，不如多捐些。”张天锐用劲地抹了一下眼泪，和妻子在早已准备好的器官捐献协议书上颤颤抖抖地写下了名字，同意进行无偿捐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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