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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几经波折与探索后的中国，终于顺应时代的呼唤奏响全面改革开放的序曲。自此，标志改革、创新、突破的音符与歌声在中华大地不断跳跃和回响。1992年一首描述邓小平南巡故事的歌曲：《春天的故事》终于将中国借改革开放绽放出的春天蓓蕾般的灿烂和馨香由衷地唱响，“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神话般地崛起座座城，奇迹般聚起座座金山。……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写下诗篇，天地间荡起滚滚春潮，征途上扬起浩浩风帆”。从此，“春天的故事”便成为中国改革开放时期，历次重大转折与突破的“代名词”而被不断吟唱和讲述。
如今中国改革开放已走过三十年，一首首“效率”之歌，一个个“先富”故事，也被整整吟唱与讲述了三十年。虽然当年源自深圳的“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口号，曾让国人振奋，也让中国崛起，但它蕴含的“丛林规则”，却也让今天的“改革故事”与邓小平设计的“共同富裕”社会主义改革总目标还有距离。因为在此期间不断演绎出的“春天故事”，不仅讲述着中国迅速崛起并成长为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的“金砖之国”故事；而且更以其“经济高速发展的主基调”不断强化着“中国经济改革”的特点，以至成为指导中国发展三十年的统领模式。
如果说邓小平当年开讲的“春天故事”是一部描述未来中华百年发展历程的宏篇巨作的话，那么已经讲述的三十年“故事”，则仅仅是中国改革的“开篇”（上篇）之作，其意义多在于终使中国由“革命”转向“改革”；由“封闭”走向“开放”；由“贫穷”变为“富裕”。“上篇”是重要的，因为没有“上篇”的良好“开局”就不会有更辉煌的“中篇”和“下篇”等后续改革大作的出台。但也正因为前三十年是“上篇”，属于改革“开局”，就难免探索，难免弯路，难免极端，甚至难免因新矛盾的产生而陷入“迷失和困境”。因此，在其“开局”任务“突破转型”初步完成之后，就应及时顺势开启新的篇章。因为好的“开局”只是奠定了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其顺利与成功绝非意味着“终局”也一定完美。
所以，为使改革“春天的故事”继续响彻中华大地而经久不衰，就须及时赋予改革新的旋律和内容，续写改革的“中或下篇故事”，即跨越“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改革初始阶段，转变“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改革初级观念，以追寻公平正义、共同富裕、社会和谐为“改革故事”的新主旨基调，倡导“民生才是根本，和谐才是生命”的新价值理念，继续开讲邓小平“春天故事”中关于“共同富裕”的新篇章。
中国的“难题”
经三十年改革开放，2010年中国终于一举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然而，当中国真正冠以“世界经济老二”头衔时，似乎引来的“质疑”远大于“欢呼”。“钱越来越多，贫穷人口也越来越多”、“生活越来越好，怨言也越来越多”、“维稳开支越来越大，社会却越来越不稳定”……。中国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2011年初曾表示，虽然中国经济总量和经济实力不断增加，但是按照联合国1天1美元收入的贫困标准，大陆还有1.5亿贫困人口，依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有顺口溜称：“张家有钱一千万，九个邻居穷光蛋；平均起来算一算，家家都有一百万！”
由此，令人费解的“中国难题”出现：经济高速发展与严重的贫富差距形影相吊，进而“社会不公”也作为“附加难题”与之相生相伴。2007年下半年，亚洲开发银行发表《亚洲的分配不均》研究报告，在22个纳入亚行研究范围的国家中，中国夺“冠”。从1993到2004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从0.407扩大到接近0.5，成为世界贫富差距最悬殊的国家之一。而“社会不公”则更成为富裕后中国一切社会“症结”之源。
人们不应忘记，中国改革的初衷：摆脱“贫”实现“富”！但由“贫”到“富”需要一个过程，为此，邓小平在1985年改革之初即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的问题，随后在各种场合多次反复提及。不过需要指出的是，邓小平每次提“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总要强调，“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为了带动大家一起富裕，共同走富裕之路”。1993年邓小平针对改革与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还指出，“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当年9月，邓小平与邓垦谈话时更明确警示，收入差距问题“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可见，中国改革实现由“贫”到“富”是总体战略目标，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仅仅是“共同富裕”总战略中的“阶段性战术要求”。
冷静分析“共同富裕”，真正实现的确不易，这不仅对中国，而且对世界，甚至整个人类都是一个“大难题”，一道至今未曾逾越的“坎”。纵观人类数千年文明史，尤其是阶级分化以后的历史，哪个国家不是首先“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可是，又有哪个国家在实现了“先富”后，又自觉走上“共富”之路？近代以来，资本主义创立的现代市场经济模式，就是一个能以最高效率实现“先富”的模式，但又因其尊崇的“丛林规则”本质上与“共富”要求相抵牾而相互排斥。对此，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社会及制度进行批评性研究后所憧憬的共产主义远景，以及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曾实施的“平均主义原则”都不同程度地流露出对“共富社会”的探索与向往。
邓小平于改革之初即将“先富”与“共富”问题一并提出，显示出他对中国改革的整体性思考和期望：由“先富”到“共富”能否由中国探寻出一条现实发展的道路？所以，中国的改革仅从出发时的初衷和根本性质看，就必须走通由“先富”到“共富”的道路，这是中国改革的核心价值与根本追求，将此丢弃也就无从谈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邓小平所言“社会主义不是只有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并就此警告：“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因此，中国的改革不可能也不应该停留在“先富”的水平和阶段，如此便与资本主义无异。
所以，实现“先富”易，达到“共富”难！“先富”易在可借助既有的自由市场机制，通过自由竞争快速实现，而“共富”难则难在“市场”对其“失灵”和“无效”，它不可能借助市场自由竞争体制自由实现，至少在目前的初始阶段必须依托执政者和社会管理者创造性努力予以“强力调节”，而且这种“调节”既不能回归旧时的“计划体制”，又必须能解决与超越“市场失灵”的缺憾。不言而喻这对当下中国是一个较改革初期时更具挑战性的“难题”！
重庆的“故事”
中国已面临“难题”，不“破解”，不仅难以避免，甚至还将蔓延、加剧。
2007年3月又是一个早春时节，胡锦涛参加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重庆代表团审议，发言间总书记针对重庆发展的新阶段提出了“314总体部属”，即“三大定位”：努力把重庆加快建设成为西部地区的重要增长极、长江上游地区的经济中心、城乡统筹发展的直辖市；“一大目标”：在西部地区率先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四大任务”：加大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力度，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加快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革步伐；着力解决好民生问题，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加强城市建设，提高城市管理水平。
此后，重庆市委市政府的一系列大胆举措与创新做法，开始引起海内外的关注，如同三十年前深圳开讲“春天的故事”那样，肯定与否定交织，赞扬与批评相随，但毋庸置疑的是重庆因此已昂然步入中国新一轮改革的前沿。
或许因为中国的“改革舞台”已沉寂多时，因此重庆近年来在经济发展与社会管理方面推出的一系列做法，无不技惊四座、风生水起，引得舆论界、理论界等频频议论。这说明不管重庆治理是否已成“模式”，也不管其是否已有“经验”可总结，均不可否认重庆正在进行的探索是值得研究和探讨的。而研究与探讨重庆正在开讲的“故事”，必须联系中国改革的“难题”，这是“故事”发生的背景或因缘。
重庆故事的乐章是：
经济增长：GDP增速连续两年居全国第三，2010年达17.1%居全国第二，西部第一；人均GDP超4000美元，达全国平均水平；地方财政收入5年翻两番，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了2.8倍。
民生导向：
全市财政一般预算收入50%以上用于民生，75%用于基层和区县；建立“双轨制”住房保障制度，率先启动公租房建设，计划3年建设4000万平方米；“大下访”，两年内20多万干部下基层，投入90亿元解决了信访20万件，其中90%是积案，600多万群众直接受益。
改革创新：
建立七大交易所，联合产权、农村土地、农畜产品、金融资产、航运、药品、股份转让等，推动要素流动。率先启动户籍制度改革。
弘扬正气：
“唱读讲传”、“打黑除恶”、“大下访”、“三项制度”、“三进三同”、“结穷亲”等。
研究重庆，必须首先关注重庆突然崛起、脱颖而出的背景与时点：2008年！一是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并对中国经济尤其是“沿海外向型模式”形成剧烈冲击；二是改革开放已达三十年整，中国社会陷于“矛盾多发期”状况已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呼吁启动新改革以推进“社会转型”，为解决矛盾创造条件；三是继东部沿海大发展后，中央开始以统筹视野将目光投向“中西部地区”，期待新的崛起。“重庆故事”由此而生。
研究重庆，必须从其最亮眼处：“民生”入手！为什么重庆要把“宝都压在民生上”？分析中国改革三十年，各类经济社会矛盾多汇聚于“分配不公”而导致的“两极分化”。为此，今天解决社会出现的诸多复杂而尖锐的矛盾，必须从“源头”抓起，这就是聚焦“民生”的由来。直观看，提出“民生”是为解决当下“矛盾”而采取的应急之策，但从开启中国改革“新篇”角度看，则是由“先富”向“共富”迈进的关键步骤，即以人为本民生是根本！因为，以“共富”要求解决“民生”与“帮困”要求解决“民生”全然不同，在此“民生”是一个大的社会发展战略，包含着“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四位一体”综合要求。目前引发最大争议的“唱读讲传”、“打黑除恶”、“三进三同”等如不与“民生”大战略结合思考就很难看清重庆的真实“意图”。所以，重庆将中央“发展是第一要务”，现实地演绎为“民生导向之路”，不能不说是一次创造性发挥、发展与突破。因为，无民生改善难有改革突破；无改革突破难有科学发展；无科学发展难有社会和谐；无社会和谐难有“共富”；无“共富”则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及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巩固。所以“民生导向之路”抓住了当下中国“难题”的源头与症结。
“深圳故事”推崇“效益”，强调“先将蛋糕做大”，设想与初衷无可非议。但结果却事与愿违，“蛋糕”做大了，“两极分化”也形成了，强势利益集团会自觉自愿以“公平原则”将已到手的利益再调整与再分配吗？结果“蛋糕”虽做大，“共富”之路却被堵。今天“重庆故事”推崇“民生”，强调“蛋糕还未足够做大，就应考虑怎样分这块蛋糕”。为此“做蛋糕”时就同步设计“分蛋糕”原则与模式，由此一系列新的社会调整与改革措施开始围绕“民生”渐趋展开、推进。这样便有了“重庆故事”中的各个动人“情节”公租房、交易所、放户籍、唱红打黑、大下访……
“蛋糕”分配向“民生”倾斜谈何容易，在“两极分化”状况下，首先“民生”在中国既有改革定势中，已处“弱势”；其次解决“民生”，实施“利益再调整”必定触动既得利益者的“权益”；再次由单纯“效率”转向“民生”为重，至少在起步阶段，社会、政府“有形之手”必定强于市场“无形之手”；等等。这些特点与二十多年前“深圳故事”开讲时多少有些相似，但难度更大。
重庆将“民生”由“扶贫帮困”推进至“共富战略”，大胆提出以“民生导向之路”，真正切准了破解中国“难题”的脉络！
重庆的“悬念”
重庆的故事刚尚在“破题”，如何“解读”？结果怎样？充满“悬念”！
今天对重庆的关注，多集中于具有“传奇色彩”的操作层面，各种非议也由此而生。“唱红”被质疑为向“左”走，是逆时代潮流而动；“打黑”被指责为“黑打”，是以人治代替了法治；即使是倾力为“民生”，也被视为“政治秀”等等。不同的看法一直争持不下。
“重庆故事”有争议并不奇怪，甚至很正常，回顾中国改革开放之路，每一次重大社会转折、改革突破无不充满争议，改革之路几乎就是一条“争议之路”。改革至今，曾有过三次大的理论争议，而每一次争议最终都以旧时代的终结和新时代的开启为结局。
1978年，“真理标准”讨论，拉开第一次思想解放序幕，破除“个人崇拜”，终结“两个凡是”，以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而结束，党的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和改革；1992年，姓“社”姓“资”争论，邓小平南巡讲话一锤定音，走出“计划体制崇拜”，借助第二次思想解放，中国全面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7年，“公与私”讨论，突破“公有制崇拜”，第三次思想解放，最终迎来民营企业大发展。可见，从历史发展进程看，每一次争论结果都对中国改革进程起到助推作用。
所以，今天围绕“重庆故事”展开激烈争论本身就已说明，“重庆故事”是值得研究与探讨的，其最值得讨论的问题在于：重庆是否真正在探索破解中国科学发展面临的一系列新“难题”？如果“重庆故事”与中国发展“难题”正相对应，那么这场争论与上述改革中的前“三次争论”具有同样意义：驱动中国新一轮改革走向“共富”。然而，就目前的争论看，似乎针对重庆操作层面的争议远远大于对重庆“核心价值”的研究。
因此，对刚刚讲述才三年的“重庆故事”目前还难下结论，但对未来发展的一系列“悬念”则已开始进入世人的眼帘：
以民生为主导、以重塑社会精神为核心的举措，是否真正在破解中国改革与发展的现实“难题”？
“唱读讲传”“三进三同”等传统宣传教育手段的回归，究竟是时代的倒退，还是对传统的继承发展，最终能否超越当下“左”的认同及“右”的指责？
“重庆故事”主讲人（市委、市政府）借“有形之手”目前展露出的强势治理作风，能否渐渐“隐身”，逐步向无形的“制度管理”过渡？
今天，在中国模式的争议中，重庆以民生为主导、以重塑社会精神为核心的建设，究竟能不能冲破“左”或“右”的束缚或指责？究竟会不会取得中国再次解放基础上的更深层次的改革？什么时候、什么条件下实现“共富”，重庆能否为全国走向“共富”提供经验？和三十年发展的深圳相比，仅仅三年转折的重庆还需要实践检验。
解决发展的难题决定“发展的路径”。三十年改革的既有发展路径已被东部沿海地区走到了极至，原发展路径三十年后已步入“困境”，其表现为：经济滞胀、两极分化、环境污染、民生低迷等等。东部沿海地区发展的经验与教训，告诫西部不能重蹈覆辙，必须另辟蹊径，选择新的发展路径，以跨越式胆略与姿态，突破“改革危局”，超越“既定模式”，创新“统筹路径”！
重庆开讲的中国春天故事，还需要考虑的是，今天中国解决难题所面对的是必须在现行体制框架内寻求破解中国科学发展的难题；同时，要寻求的是执政党传统政治的优势；还有，就是要立足中国新一轮科学发展尤其是西部崛起的路径探索与启示。有意思的是，中国改革的“先富”开篇起始于沿海，中国改革的“共富”续篇接捧西部，中国“共富”的“春天故事”是否就此全面唱响，中国“共富”之路是否就从西部重庆开始！
作者：纪硕鸣 周东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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