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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探访深圳民工街舞团 草根明星几家乐几家愁

发布时间:2011年04月10日 14:37 | 进入复兴论坛 | 来源:羊城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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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长郑健峰(右)和队友们挤在一间宿舍里,他常常睡地铺魏辉 刘伟 摄

  羊城晚报记者 肖执缨 实习生 陈健玮

  同样是“草根”出身、同样曾受舆论关注,但春晚过后,旭日阳刚、西单女孩和深圳民工街舞团的境遇似乎有了天壤之别———有人梦想成真,大踏步挤进了“明星”阵营;有人则风光转了一圈后,又回到起点。

  尽管旭日阳刚组合因为版权问题不能再唱《春天里》;尽管他们的农民工身份一再引发争议;尽管他们被第11届音乐风云榜主席那英否决了入围资格……但这些都不影响他们的春风得意——被网友发现坐进了航班的头等舱;“百万元代言”某服装品牌;而王旭则正筹备成立一个文化公司。

  相形之下,深圳民工街舞团和西单女孩就显得“落魄”了。人们的关注少了,在媒体上曝光的次数更少了。他们近况如何、春晚效应还有多少“残存”?羊城晚报记者近日专访了深圳民工街舞团。

  春晚   “说不羡慕旭日阳刚是假的。春晚能让我们上,已经是看得起我们了。”

  “我是塑料工!”“我是螺丝工!”“我是洗车工!”“我是电工!”“我是建筑工!”……今年春晚上,一群男孩自信嘹亮地回答着董卿关于职业的提问。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称———深圳民工街舞团,平均年龄21岁,由16名主力队员、8名二线队员组成。登上春晚舞台前,他们在深圳宝安区福永镇万福广场摸爬滚打了4年。

  福永镇离深圳市中心约50公里,这里被称为“关外”。不久前,在结束了福田区上沙村文化广场一个“迎大运”演出活动后,羊城晚报记者跟随民工街舞团成员们来到了他们共同的家。这段路走了1个多小时。

  在福永文体中心的一栋宿舍楼里,队员们分住几间宿舍。白天在各自的岗位上工作,晚上集中在小小的空间里练舞,这曾是他们一成不变的生活。队长郑健峰和4个队友挤在一间宿舍里,墙边的地铺属于他。有队友要写书讲述街舞团的故事,“还有20多万字就写完了”;队员吴冲则说:“8个人住在20平方米的屋子里,当然挤、当然累,但在舞蹈中就忘记了劳累。我们会一直跳下去。”

  回忆起上春晚的过程,副队长周廷龙说:“2009年,我们参加央视第五届舞蹈大赛拿了金奖,央视的一些节目就开始关注我们了。去年11月底,我们接到《我要上春晚》栏目的邀请,很顺利地拿到了春晚通行证。”

  今年元旦,他们从深圳坐了近30个小时的火车到了北京。第一次走进央视一号演播厅的时候,周廷龙颇感震撼:“舞台很华丽,地板是全透明的钢化玻璃,我们老是怕踩碎了。”“除夕直播当晚,我们不紧张,但很激动,感觉正在完成一个大事业、一个大梦想”。

  大年初一,周廷龙和大多数队员一样,直接从北京回老家过年。他的老家在贵州省平塘县。一回到村里,村支书的堂哥就请他帮村里排一台“春晚”。周廷龙说起当时的盛况仍很兴奋:“有小车来接,有人帮我开门,还有休息室……搞得我像个‘大腕儿’似的。周围村子的村民都来了,有1万多人吧,几乎整村人都在高呼我的名字。后来县长也接见了我,给我开了庆功会,还发给我‘平塘县旅游大使’的聘书。”

  几个月过去了,队员们异口同声告诉记者:“生活目前并没有太大的改变”。队员曾春泉说:“也就是在朋友面前‘牛’了点而已。”演出机会是多了很多,但大多是电视台节目的录制或慈善性的演出,商业演出很少。郑健峰的说法比较“官方”:“在经济状况上,我们真的没有什么变化,但心态改变了———我们都变得更积极了。”

  对于旭日阳刚春晚后飙升的人气,周廷龙犹豫片刻,还是坦然直言:“说不羡慕是假的……大家家里都贫困,都需要钱。打工族挣不到太多的钱,如果能赚到大钱为什么不愿意?我们都想能风光地衣锦还乡。我们上春晚是没有钱的,但我们真的不敢苛求春晚要对我们怎样,能让我们上,就已经是看得起我们了。”

  街舞   街舞团最初名叫“黑皮狗街舞队”;他们想去新加坡参加街舞大赛,却连路费都没有。

  周廷龙2004年8月来到深圳,那时他16岁。“我当时没成年,在一家小厂做‘童工’,月收入七八百元吧;后来我学了电脑,做了文员,月收入1100多”。做文员每天工作8小时,生活有规律但很乏味,于是开始学街舞,每天晚上练舞时间达五六个小时。由于没有场地练,周廷龙只能在宿舍里偷偷地练,“练了半年,宿舍里的人都不知道我在干嘛”。

  周廷龙当时所在的公司叫星星公司。半年后,周廷龙的舞艺有了突飞猛进,他在公司举办的一次晚会中大出风头,被人称为“星星舞王”。但这时他遇到了一个令他烦恼的问题———他的舞艺似乎到了头,怎么也难以进步了。于是他开始在网上寻找志同道合的朋友,他和当时在福永镇万福广场的郑健峰等人认识了,“当时学舞就是兴趣,根本没想到以后要怎么样”。

  2008年,郑健峰等人在福永镇万福街道组成了一个街舞队,而周廷龙在另一个地方成立了街舞队。周廷龙说:“其他23个队友学舞的经历基本上和我是一样的。我组队只是想让大家有个地方练练舞、切磋舞技、放松心情。”2008年底,郑健峰他们得到了所在街道的帮助,参加一个街舞比赛后获得了金奖。为了集中优势参加当年的央视舞蹈大赛,郑健峰、周廷龙商议决定将两个队合二为一。但这时爆发了金融危机。周廷龙回忆道:“当时很难找到工作,我们七八个人挤在一间宿舍里,就靠两位有工作的队员养着……有时一天吃一顿,有时两天吃一顿,常常连买菜的钱都没有。”

  街舞团最初的名称叫“黑皮狗街舞队”。周廷龙笑说:“这跟我们的样子很相称,我们这些人,个个都是又黑又瘦,像黑皮狗一样。”后来因为这个名字不太雅,他们被更名为“万福街舞队”。在参加东方卫视《中国达人秀》节目时,他们参赛的视频获得了极高的点击率,网友们给他们取了新名称———“深圳民工街舞团”。

  由于没有接受过专业的训练,受伤对于街舞团队员们来说,如同家常便饭。郑健峰说,骨折、缝针的事,他们都遇到过。给自己买一份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险免除后顾之忧,是每一个队员的梦想。然而,除了两三位队员外,其余队员目前都处于失业状态。

  周廷龙说,大多数老板都认为:上了春晚又怎样?能带来多大效益?周廷龙很幸运地保留原有工作,还是原来那家小螺丝厂的一名员工,他有点得意:“老板的儿子是我的学生,在跟我学街舞。”有件事一直让郑健峰耿耿于怀:新加坡举办街舞大赛,他们很想去交流学习,但最终没能成行———他们没钱,连路费都没有。

  从春晚回来后,宝安区和福永街道办分别承诺给民工街舞团30万元和20万元奖金;队员们一致决定,这50万元奖金中的60%要留存在队里做“公共基金”,另外40%则平均分配给每个队员,也就是每人8000元。对于这笔钱,周廷龙说大部分会交给家人还债,“为了给父亲治病,家里还欠着几万元的债”。

  肖执缨、健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