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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1年01月01日 12:45 | 进入复兴论坛 | 来源：工人日报
有这样一群人，27年始终致力于雷锋精神的宣传，并自发组织召开了11次“全国军民学雷锋经验交流会”；一项针对年轻网民的调查显示，有54.64%的人表示，“如果没有人提醒，不会记得雷锋纪念日”，24%的人认为雷锋精神“已经过时”——
【特别报道】“雷锋”不能只是个传说
2010年12月29日，上午10时，北京市丰台区，两栋略显陈旧的砖红色建筑不起眼地竖在路旁，一楼被红红绿绿的出租房招牌包裹，霓虹灯静静地旋转着，却很少有人驻足。就在这栋大楼五层的一间会议室里，正在举行一场特殊的全国性会议——时隔4年，民间自发组织的第十一次“全国军民学雷锋经验交流会”拉开了帷幕。
一张巨大的红色背景板上，年轻的雷锋被金色光芒笼罩。主席台上坐着的没有现任领导，开幕式上没有锣鼓喧天，更没有媒体云集。100多名来自2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解放军、公务员、农民代表聚在一起，用三天时间就聊一件事——“怎么学雷锋”。
借钱办会
狭小的会议室里，密密麻麻坐满了人。在这个空间里，满头白发的田永清少将感到自己仿佛回到了“那个火热的年代”。每个人都衣着朴素，听众时不时在红皮本上做着笔记，有人甚至背上了印有学习雷锋的绿色军用挎包，志愿者不知从哪儿找来了上世纪60年代的绿军装套在身上。在这里，“雷锋”是提及率最高的热门词汇。
“上世纪六七年代，人人都抢着学雷锋，你6点起床打扫卫生，我就5点半起，你把地扫一遍，我就扫两遍。”田永清觉得，如今，有三类人最应该“学雷锋”：学生，富翁，公务员。
“有人问我，是学中国的雷锋，还是学外国的比尔·盖茨，我说都要学，热心助人、回报社会、无私奉献的精神实质是一样的。”田永清的一番话赢得了经久不息的掌声，坐在一旁的乔安山偷偷抹去了眼角激动的泪水。
“1983年3月3日，第一次全国军民学雷锋经验交流会在国务院第二招待所召开，有146人参加；第二次是1989年12月8日，在共青团中央会议室……人最多的是2005年2月28日到3月2日的第九次会议，在河南邓州市，连开五场有6373人参加……”主办会议的中国雷锋工程委员会秘书长何朝海，对于27年来的前十次全国军民学雷锋经验交流会如数家珍，但这次会议却是人员最少、规模最小的一次。
据志愿者张国霞介绍，前十次的学雷锋经验交流会都由政府承办，资金有保障，但这次会议没有找到合适的承办单位，资金紧张，规模只好缩减。
2010年10月中旬，何朝海陆续接到来自全国的电话和信件，甚至有不少人专程从外地赶到北京，要求开学雷锋经验交流会。
恰逢国家领导人作出“大力宣传和弘扬郭明义先进事迹”的指示，何朝海觉得是个好契机，“4年没开了，好歹让大家聚在一起，为宣传雷锋精神鼓鼓劲”。于是，他决心再办一次全国会议，地点就选在北京。
然而，参会代表的食宿、参观费用、书刊报纸都需要花钱，资金从哪里出？何朝海与中国雷锋工程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七拼八凑了2万多元，又向一家企业借了2万元，算是把会议撑了起来。不过，元旦以后就得还钱。
这个靠4万元搞起来的全国会议，吸引了不少知名人士：雷锋生前最亲密的战友、电影《离开雷锋的日子》的原型乔安山，被誉为“军中儒将”的田永清，河南邓州“编外雷锋团”团长宋清梅，毛泽东侄女毛小青……
但捉襟见肘的资金状况迫使主办方必须缩减参会名额，许多省市只有1名代表参加。
“雷锋家族”
“如果没有人提醒，你还记得3月5日是雷锋纪念日吗？市场经济下，雷锋精神究竟是进步了、倒退了还是异化了？”2010年3月，上海某媒体联合搜狐网曾在雷锋纪念日做过一项调查。在参与投票的4146人里，有54.64%的人表示，“如果没有人提醒不会记得雷锋纪念日是哪天”，72%的人“不会在3月5日专门去学雷锋”，63%的人在受到帮助或帮助别人的时候没有称赞或被称赞为“活雷锋”，24%的人认为雷锋精神“已经过时”。
雷锋班、雷锋团、雷锋村、雷锋学校、雷锋车队、雷锋邮局……乔安山自豪地说，这些以雷锋命名的地方和那些致力于学习雷锋、宣传雷锋精神的人，组成了一个大家庭——“雷锋家族”。
但毛小青无奈地发现，在这个“雷锋家族”里，“上年纪的人”占据了绝大多数，“来自‘那个时代’的老人对雷锋有深厚的感情，但传承雷锋精神的年轻人还有多少？”
上世纪60年代的雷锋精神还适合21世纪的中国吗？当记者提出这个疑问的时候，雷锋班第四任班长曲建文脸色涨红，“见到他人临危挺身而出，撸起袖子给陌生人献血，在公车上给老人让个位，给孤残者捐出100元……这些何尝不是在学雷锋？”
这位68岁的老兵一辈子致力于宣传雷锋精神，大儿子18岁就被送到部队雷锋团当了5年普通士兵，孙女从幼儿时期就知道有个“雷锋爷爷”，无论走到哪个城市，他都不厌其烦地讲述学雷锋标兵们的故事。他始终坚信，“雷锋精神凝结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精髓，是社会主义的主流价值观，永远不会过时。”
对此，乔安山也深有同感。2007年的夏天，乔安山应邀到香港连做两场学雷锋报告。有一天，活动临近尾声，一位老先生忽然冲上前台，抢过话筒喊道：“朋友们，我身上流着大陆同胞的血，我被‘活雷锋’救过命的……”
原来，几年前老人曾到大庆参观，途中突然胃出血，是大庆工人献血救了他的命。老人忽然转身，一把抓住乔安山的手，生涩地学着东北腔，“见到雷锋战士，老亲切了！”
每当回想起这次经历，乔安山都感到热血沸腾。他觉得，40多年过去了，雷锋精神依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
然而，一位来自河北的参会代表还是忍不住提出了纠结在心中的困惑：“我的孩子不知道雷锋是谁，不会唱‘学习雷锋好榜样’，老师不再留与学雷锋有关的命题作文……没有新生力量的加入，难道‘学雷锋’就结束在我们这一代吗？”
“年轻人不是不学雷锋，只是他们学习和工作太忙，我们老年人退休了，有足够的时间，应该带头多学习、多宣传，带动更多人。”乔安山脸上掠过一丝无奈。
重振雷锋精神
美国《时代周刊》曾称赞：“雷锋品牌是中国人民也是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在中国，“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口号已经喊了47年。漫长的岁月，漫长到足以让一种传统根深蒂固，同样也可以让一份美德慢慢消失。
在记者随机采访的80后、90后中，他们对“雷锋”的形象并不清晰，对“向雷锋同志学习”的理解也退化成为在固定时间与空间内做出的一种“姿态”。“雷锋叔叔3月来，4月走”变成了“3月5日来，6日走”。绝大多数人认为，在雷锋纪念日拿着扫帚去扫大街、到养老院看看老人就是学雷锋，而且这种行为“很傻很天真”。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有260余万个学雷锋小组，截止到2008年底，全国累计已有3.82亿多人次的青年和其他公众为社会提供了超过78亿小时的志愿服务。那些年轻的志愿者让宋清梅、乔安山们看到了“雷锋传人”的希望。
有关专家认为，随着社会的发展，学雷锋从内容到形式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从明显的政治行为转变为社会公德范畴，从“忠于革命”到“助人为乐”。时代性、政治性淡化之后，学雷锋的形式也在改变，更贴近老百姓需要，不再是自上而下的政治运动，而成了民众自发和社会组织号召的公民行动。无论救灾、支教，还是陪伴孤寡老人、照料残疾儿童，都在传承一种源自雷锋的朴素美德：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现在时代变了，社会进步了，传承雷锋精神也得与时俱进，方法需要升级换代了。”随着交通枢纽的建成，连云港新浦汽车总站第十五任站长韩秀平感到苦恼，原先以便民为目的的平板“雷锋车”即将“下岗”，日后如何“为人民服务”需要另辟蹊径。
何朝海表示，将在2011年1月和3月召开两次雷锋精神论坛，专门探讨存在的问题，希望能够为传承雷锋精神寻找到更适合当下情形的途径。
而更多人认为，民间举办交流会、研讨会只是一种前瞻性的探索，而要真正改变社会上日渐淡漠的“学雷锋”状况，还需要有关部门出手，“如果由国家召开宣传雷锋精神的全国性大会，宣传效果和影响力将更加深远。不能让‘雷锋精神’只是个‘传说’。”参会的一位学雷锋标兵这样说。(郑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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