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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0年12月02日 08:40 | 进入复兴论坛 | 来源：大河网
牛玉强与妻子、儿子在北京家中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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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请对保外就医犯罪执行监督考察通知书(存根)
27年前，18岁的他因为和朋友抢了一顶帽子并打了一架，被法院以流氓罪判处了死缓。
20年前，身患重病的他被保外就医，在京治疗期间娶妻生子。
13年前，当年判处他死缓的法律依据“流氓罪”被从刑法条文中永久删除。
6年前，监狱警察来到他家将其带走，重新投入监狱服刑。由于超时未归，他的刑期被顺延。他将因流氓罪在监狱里服刑至2020年。他将成为中国最后的“流氓”。
犯案
一顶帽子付出死缓代价
本文的主人公叫牛玉强，1965年出生于北京。
牛玉强的父母是北京某国有企业职工，生长在该国企家属院的牛玉强从小就和院子里的孩子成了朋友。而最终也是他身边的这些“发小”彻底改变了他的一生。
翻开1984年4月28日由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刑事判决书》，泛黄的判决书上用铅字记载了牛玉强和他的朋友们所犯下的“罪行”。
判决书显示的牛玉强的犯罪事实，第一起是1983年5月的一天(原文没有具体时间)，牛玉强和几个朋友在北京某地抢了一名路人的一顶帽子；第二起则是牛玉强和朋友与另外几个人打了一架，至于打架到底造成了对方什么样的伤害，当时的判决书上并没有法医伤害鉴定。
就是根据这两起犯罪，牛玉强被以流氓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而他的几个朋友则因为还有其他犯罪行为被判处了死刑，不久之后便被押赴刑场执行了枪决。
1984年底，年轻的牛玉强怀揣着法院的判决书被押送到新疆石河子监狱，开始了他的监狱生活。
服刑
保外就医阔别6年回京
牛玉强后来曾经这样向亲友描述当时的监狱生活：“大墙外面是万里黄沙，大墙里面是一群年轻的傻瓜，除了悔恨还是悔恨，只想好好干早点回家！”
就这样，牛玉强和近万名罪犯一起，努力地服从监狱的各种管理规定，积极争取减刑的机会。
1986年4月，牛玉强因为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表现良好，被新疆自治区高级法院改判为无期徒刑；1990年又被改判为有期徒刑18年。
由于长期生活在条件艰苦的戈壁地区，加之超强度的体力劳动，牛玉强患上了严重的肺部疾病，并最终转化为空洞型肺结核。
1990年10月，新疆监狱方面作出决定，由牛玉强的父亲具保，对牛玉强给予保外就医的决定。
当年11月1日，牛玉强回到了已经离开6年之久的北京，随即住进了医院。
1991年夏季，由新疆监狱方面组成的保外就医考察组来到了牛玉强的家中，见到了在病床上输液的牛玉强。经过评估他的病情，考察组作出了续保一年的决定。
巧合
新婚之喜结合日“流氓罪”从刑法中删除
转眼间，又是一年的时间过去了，病情仍未见明显好转的牛玉强和家人等待着监狱方面再次来人考察。但奇怪的是，监狱方面没有再派人到北京来。
在此期间，每个月的月初，牛玉强都要在老父亲的陪伴下来到北京市朝阳区某派出所，向管片民警汇报自己的思想及活动。而每当北京要举办重大活动或是发生了一些重大刑事案件时，民警也会照例来到牛玉强家，对他进行一番例行的问话和叮嘱。
1996年，身体已经明显好转的牛玉强经人介绍认识了来自河北的年轻姑娘朱某。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牛玉强就把自己的真实情况全部告诉了这个与自己年纪相仿的姑娘，而此举也获得了朱某的认可。
在后来接受记者采访时，朱某描述了她第一次见到牛玉强的印象：“见我第一面就告诉我他曾经是个死刑犯，我感觉这个人挺老实的，只要能塌塌实实过日子，我不管他曾经是什么人，毕竟都是过去年轻时做的错事，能改就好。”
1997年夏季，牛玉强与朱某办理了结婚登记，并在亲朋好友的祝福下举办了一个简单的仪式。
巧合的是，就在牛玉强新婚之喜的1997年7月1日，经过第四次修改之后的新刑法正式实施，当年被用来判决牛玉强的流氓罪被从刑法中永久地删除。
遗憾的是，牛玉强和他的新婚妻子都不知道这个消息。直到牛玉强被重新收监，朱某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才知道自己的丈夫正在为一条已经不存在的刑法条文服刑。
度日
夫妻从没吵过嘴邻居都称人很“老实”
2010年11月4日，牛玉强的妻子朱某向记者讲述了牛玉强和她一起度过的八年时光。
“他是个老实人，从来不高声说话，更不敢与任何人发生任何冲突。”在朱某的眼中，丈夫牛玉强根本就不是什么十恶不赦的罪犯，只是因为年轻时不懂事，才会惹下这场牢狱之灾。
据朱某介绍，牛玉强一直没有找工作，一个原因是他本来就身体不好，从事不了体力劳动。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根据保外就医的条例规定，罪犯保外就医期间不得从事与治疗无关的其他活动。
这样一来，家里所有的经济收入就全部依靠朱某在外面打工的微薄收入，一家人可以用捉襟见肘来形容。
“但是我们夫妻俩的感情特别好，从来没有吵过一句嘴。”朱某说，“他经常告诉我，他是一个曾因不懂事而在鬼门关走了一圈的人，知道自由的宝贵，更知道家庭对他来说有多么的重要。所以他真的是把每一天都当最后一天来过的人。”
记者在牛玉强所居住的街道和社区了解情况时，几乎所有人都会用“老实”两个字来形容他。
有被采访者称：“他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早睡晚起，孝敬老人，几乎什么事情都和他不沾边。”就连他所在的街道司法所领导在谈到牛玉强时，也是在思索良久之后才说出了四个字“遵纪守法……”
变故
监狱警察来家中称列为逃犯来抓捕
然而，就在牛玉强一家三口过着属于他们的简单而又快乐的生活时，谁都料想不到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2004年夏季的一天，两名新疆警察来到了牛玉强的家，告诉他监狱曾经多次来信或是给北京警方发函要求他返回监狱，甚至两度在网络上通缉牛玉强，但是他迟迟没有返回，已经被列为逃犯，所以特地前来抓捕他。
牛玉强和妻子当时就傻了，自己明明就在家里待着，并且每月都要到派出所汇报思想，怎么就成了逃犯呢？
牛玉强的妻子匆忙来到派出所，找到了管片民警询问情况。当管片民警打开电脑时才发现，监狱方面确实曾经于1999年和2001年两次通缉了牛玉强。
见到派出所的民警，特别是听到了牛玉强在家的生活情况后，监狱的警察缓和了态度，并安慰牛玉强说只要他回监狱去把余刑服完就可以了。根据改判后的判决书，他的余刑到2008年4月结束。如果他表现好，还可以减刑早点回家。不管怎么说，他还赶得上看北京奥运会。
随即，监狱警察回到了宾馆，给了牛玉强一晚上的时间收拾东西，次日前来带他回监狱。
离别
跪别妻子叮嘱照顾家人
送走监狱警察和派出所民警后，看着翻箱倒柜收拾行囊的丈夫，朱某一屁股坐在地上放声大哭起来。泪光中，朱某看见丈夫笔直地跪在自己面前，同样流着泪地叮嘱着她：好好照顾老娘，好好照顾孩子。
而刚刚6岁的孩子根本不知道家庭即将发生的变故，正努力地要把爸爸从地上搀扶起来……
虽然也有亲戚朋友劝牛玉强连夜潜逃，但是牛玉强没有同意。
第二天早上，牛玉强在和妻儿挥泪告别后，被一副冰冷的手铐铐住了双手，继续为那顶帽子和一场打架引起的流氓罪服刑去了。
从1990年他被保外就医，到2004年被重新收监，他已经在监狱大墙外面待了14年的时光。
等待
刑期顺延2020年释放
送走丈夫的朱某开始了艰难地生活。她一面照顾病中的婆婆，一面还要抚养儿子。不过在她的心里有一个坚定的信念，那就是等待丈夫早日归来，无事一身轻地开始幸福的家庭生活。
2004年底，就在朱某充满希望等待着丈夫归来的日子里，一份来自新疆石河子监狱的资料邮寄到了她的手中。根据资料显示，由于牛玉强保外就医迟迟不归，所以经过研究决定对其刑期顺延，由原来的2008年4月28日释放顺延到2020年4月28日。牛玉强将是最后一个在我国监狱里服刑的流氓罪犯，他将成为中国最后一个“流氓”。
这对于还满怀希望等待的朱某来说，等于是一个晴天霹雳。因为根据这纸通知，她和丈夫重逢的时间还需要再等16个春秋。
就是从那一刻起，朱某开始为丈夫的事情奔走起来。
在朱某的眼中，丈夫只是当初一时年轻不懂事做错了事情，现在已经被改造好了，已经是一个可靠的丈夫、一个慈爱的父亲、一个孝顺的儿子。
更关键的是，14年的时间里他都奉公守法，连一句骂人的话都没说过，他已经是一个合格的公民了。
朱某告诉记者：“我丈夫已经是一个好人了，我希望有关部门给他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
就在牛玉强的妻子朱某想得到丈夫为什么要顺延刑期到2020年的答案时，监狱方面以书面形式给朱某作出了解释：保外就医期间到期后不积极主动返回；在社会上长时间不向监狱报告情况。
“我丈夫14年里一直在家呆着，哪里也没去。”朱某认为，丈夫从保外就医结束到被抓回监狱的十几个年头，都应该计算在执行的刑期里。“让我丈夫一个人承担了所有的责任”，是监狱方面在推卸责任。
同时，法学界的专家学者之间出现了另外一种争论：牛玉强该不该继续为一条已经被废除了的刑法条文继续服刑？
妻子质疑
丈夫未逃监狱推卸责任
在收到关于给牛玉强顺延刑期的通知后，牛玉强的爱人朱某终于坚持不下去了。她找派出所、找最高人民法院、找最高人民检察院，甚至找到了司法部的监狱管理局，找每一个她认为能受理她丈夫情况的单位。
每到一处，朱某都会在进门之前把写在一张小纸片上的申诉内容再重新看一遍，生怕自己想说的内容有丝毫的差错，进而影响到丈夫的刑期。
按照朱某的看法，她认为自己的丈夫从保外就医结束到被抓回监狱的12个年头(保外就医2年)，都应该被计算在执行的刑期里。
“我丈夫14年来一直在家，哪里都没有去过。每个月去派出所报到一次，北京市开什么会议或者是发生了什么案件，警察都会例行找我丈夫谈一次话。”朱某告诉记者，监狱更是没有来过人或通过什么手段联系过她的丈夫，丈夫几乎成了被监狱遗忘的人。
“怎么到现在却说是我丈夫自己未归，还上网通缉他。我认为这是监狱方面把责任推卸到我丈夫的头上。”朱某说：“现在为什么所有的责任都要牛玉强一人来承担呢？”
监狱答复
延期未归顺延刑期合法
在多个部门都未给出明确的受理意见后，朱某开始给新疆石河子监狱写信，以申诉书的形式向监狱反映自己的疑问。
2006年4月5日，新疆石河子监狱正式给朱某邮寄回来一份书面的答复。
在这份书面的答复中，监狱方面首先列举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保外就医的犯人延期未归刑期是否顺延的一个文件。根据该文件的规定，凡是在保外就医期满延期未归的，其延期的时间都不计算在执行的刑期内。
同时，监狱方面还在该书面材料中透露，监狱方面从1992年开始一直到1997年间，一直在用书信的形式通知北京警方将牛玉强“协捕”并遣返回监狱。随后监狱又从1998年到2002年期间，以“挂号信”的形式提请北京警方抓捕牛玉强返监，但牛玉强始终未返回。
无奈之下，监狱只好在1999年和2001年两次上网通缉牛玉强，最终派人在2004年将牛玉强抓获。
监狱方面认为：牛玉强对保外就医时间明确知道；保外就医期间到期后不积极主动返回；抱侥幸心理逃避刑罚；在社会上长时间不向监狱报告情况。基于这些问题，结合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给牛玉强顺延刑期是合理合法的。
警方说法
只能派人协助抓捕不了解通缉情况
根据监狱方面这份材料显示，牛玉强在保外就医期满后，监狱曾经多次向北京警方写信、发函，要求警方将牛玉强“协捕”，并通知监狱派人前来押解。但对监狱的这些信件和函件，北京警方却迟迟没有作出任何答复，更没有丝毫举动。
为什么北京警方会对来自新疆监狱的信函置之不理呢？记者走访了牛玉强家所在的辖区派出所，并找到了当年主要负责牛玉强家片区的民警。
虽然已经过去了许多年，但是这名姓李的民警对牛玉强还是有印象的。但面对记者的“协捕”疑问时，这名民警给出了“我是后调到该警务区的，对通缉的情况不了解”的说法。
在采访该派出所朱姓所长时，朱所长则认为，抓捕牛玉强的工作应该是由监狱来执行的：“我们以前也曾经多次配合外省市的办案单位抓捕在逃人员，但我们都是协助配合。像牛玉强这个案子，应该是由监狱作为主办单位，他们牵头派人到北京来抓，我们作为辖区派出所只是派人协助抓捕。”
当被问到网上两次通缉牛玉强，并且牛玉强每月都要来派出所报到，这期间为何不对牛玉强实施抓捕时，朱所长也表示，自己是刚刚到这个所来的，对于此前的情况不了解。
记者调查
监狱通知书认定1998年保外就医仍有效
到底是监狱方面发出了书面的抓捕文件没被警方重视？还是警方的工作疏忽造成了牛玉强超过保外就医期限12年？
就在此时，记者得到了一份新疆石河子监狱于1998年11月25日签发的《提请对保外就医罪犯执行监督考察通知书》的存根(见左图)。
该存根的收文单位为北京市公安局某某分局。“填发人”一栏有一个手写的“夏”字。
据介绍，这种通知书一般是由执行刑罚的监狱签发，收文单位为罪犯居住地的公安局或分局。作用是提请罪犯居住地的警方依法履行对保外就医的罪犯进行监督考察，其考察主要是病情、有无新的违法犯罪及平日表现等内容。
这就意味着，新疆石河子监狱在签发这份通知书的1998年11月25日，依旧还认定牛玉强的保外就医合法有效，并且提请北京警方继续对其进行监督管理。
派出所证明推翻“擅自脱离居住地”说法
2010年11月29日，记者致电新疆石河子监狱，对牛玉强的案件进行了电话采访。
巧合的是，签署那份监督考察通知书并亲手办理对牛玉强网上追逃的监狱管教科的夏姓内勤恰好接听了电话，并对牛玉强的情况进行了介绍。
据夏姓内勤介绍，牛玉强保外就医期满后，监狱多次发函并写信要求北京警方对牛玉强实施抓捕并移送给监狱，但是“牛玉强擅自脱离居住地，谁也找不到他，连派出所等部门都找不到他，这才于1999年和2001年两次网上追逃。”
在被问到为什么在1998年还在给北京警方发出《监督考察通知书》时，夏姓内勤介绍说，在1999年前，监狱向所有外地公安机关发出的都是这种格式的通知书，1999年以后才改为协查通报等发文形式。
然而奇怪的是，记者通过其他渠道得到了由牛玉强居住地派出所出具的证明，内容是“牛玉强自1990年保外就医至2004年4月30日收监，一直居住在本辖区，期间能够服从民警管理，表现较好，无违法犯罪行为”。
根据这份证明，监狱方面的“擅自脱离居住地”这一说法被推翻。
司法部规定
狱警失职超期期间应计入执行刑期
朱某对丈夫牛玉强被顺延刑期的事情一直有着她的认识：要是真的执行司法部的那个文件，监狱方面是会承担责任的，他们为了不承担责任，就让丈夫把一切都担了下来。
朱某所说的那个“司法部的文件”，实际上是1995年司法部监狱管理局的一个批复。
1995年时，西北某地发生过一起罪犯保外就医未归的案件，监狱未积极主动抓捕，致使该罪犯超期多年。
司法部监狱局对该事件的批复是：确因监狱警察工作失职致使罪犯保外就医超过批准的，超期期间应计入执行刑期。有关追究失职人员责任的问题，按照有关法律规定办理。
“我丈夫14年里一直在家呆着，哪里也没去。监狱除了写信发函什么都没做，这其中一定有监狱个别警察失职的因素。只是现在他们让我丈夫一个人承担了所有的责任，对这种简单粗暴的处理结果，我不服！”朱某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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