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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0年08月13日 09:20 | 进入复兴论坛 | 来源：南方日报
“诽谤罪”成为一些问题官员堂而皇之的护身符,公权力动辄对曝光和举报公权力的“诽谤者”采取强制措施,已经到了不得不正视的境地。
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提出,为提高批捕诽谤案件办案质量,将建立批捕诽谤案件报上一级院审批制度,“上调”诽谤罪批捕权,并提出了三项具体要求,要求各级检察院在处理诽谤案件时要把好“罪与非罪”、“公诉与自诉”等关卡。
准确把握诽谤罪与非罪的界限,不能把对个别领导干部的批评、指责乃至过激的言语当作诽谤犯罪来办,这是对于诽谤罪第一次明确的法律解释。虽然这早就是学界和社会上的常识或共识,但却不是我国《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条所蕴含的当然旨意。这一次明确宣示出来,无疑是一个进步,实际上是从实体上缩小了诽谤罪的适用范围,在一定意义上说,是对舆论监督的有力支持。
事实上,“诽谤罪”成为一些问题官员堂而皇之的护身符,公权力动辄对曝光和举报公权力的“诽谤者”采取强制措施,已经到了不得不正视的境地,曾经的含混不清亟须廓清。河北“唐山帖案”,山东“段磊案”,湖北“陈永刚案”,河南“王帅帖案”……让我们记住了一个又一个无中生有的“诽谤者”,也目睹了某些公权力如何肆无忌惮与蛮横。站在舆论监督第一线的媒体从业人员,则首当其冲“因言获罪”。2008年1月,《法人》杂志记者朱文娜因为报道一起官商较量案件,被辽宁西丰县警察进京拘传,案由是诽谤罪。近日因报道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内幕遭网上通缉的记者仇子明,同样被指涉嫌“损害公司商业信誉罪”,罪名与“诽谤罪”何其相似乃尔。
历史总是在重演,教训往往未被吸取。袭击“诽谤者”的公权力屡屡以自恃权重的姿态出现,又在舆论持续关注下如过街老鼠般人人喊打,我们确实首先应该反思诽谤罪批捕权的标准问题。在某种意义上,“上调”诽谤罪批捕权,由上级检察院行使,可谓一场及时雨。然而,遗憾的是,纵观所有错误立案、错误批捕的“诽谤案”中,从来没有一个公职人员因此受到责任追究,顶多道个歉就完事了,更有甚者,他们还根本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为何有此等咄咄怪事?从近年来各地发生的多起“诽谤”案件看,被“诽谤”的当事人都是地方领导,“诽谤”内容直指地方执政问题,而且,办案机关抓人放人都得到了被“诽谤”者的直接授意或者间接默认,个人意志起了极其重要的操纵作用。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办案人员连自己错哪都不晓得了。
所以,错用、滥用、乱用“诽谤罪”是一个法律问题,但也不仅仅是一个法律问题。在一些地方,“诽谤罪”不过是最容易实现个人打击企图的借口,或者是最容易操控的手段。如果不能从根子上革除一些地方部门动辄用公权力压制新闻监督的德性,让那些视司法权力如自家“看门狗”的官员受到应有的惩处,很难保证,即便在法律上扎紧了“诽谤罪”的口袋,这种“报复性执法”不会从其他同样容易下手的罪名中产生。据为众多记者做过代理的律师统计,“问题记者”涉及的罪名达十多个,除了众所周知的诽谤罪之外,还有诈骗罪、妨害公务罪、窝藏罪等,不一而足。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检察系统作出了努力,但试图依赖一个部门扭转舆论监督的艰难局面,无疑是过于乐观的。记者依法履行新闻监督权被抓,公民依法批评政府和官员被逮捕,受影响的不仅仅是记者与公民本身,更重要的是舆论监督和言论自由受到了限制。如果媒体和记者因为怕被报复而对公权力噤若寒蝉,当所有公民都害怕受牵连而忍气吞声时,谁还会为百姓说话,谁还敢舆论监督?这恐怕是一个社会最大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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