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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垣:当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组图)

发布时间:2010年08月04日 09:09 | 进入复兴论坛 | 来源:南方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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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垣与长子陈乐素、长孙陈智超。

1965年,陈垣在励耘书屋题写条幅。

1933年2月,伯希和与陈垣、陈寅恪等合影。

  陈垣

  陈垣,这个曾经在史学界如雷贯耳的名字,对于如今的人们来说,已经有些陌生。作为北师大的老校长,学校内有陈垣雕像以及不少以“励耘”命名的建筑和出版物。“励耘书屋”是陈垣书房的名字。不过,现在你去学校问问那些年轻的大学生,他们往往流露出“陈垣是谁”的困惑。

  作为一个史学大家,他没有那些广为流传的坊间小段子。有些人知道,毛泽东主席曾在国宴上向人介绍“这是陈垣先生,读书很多,是我们国家的国宝”。不过大多关于他的轶事,都是和他怎么教书、怎么做学问联系在一起的。和这个时期的众多大家不同,陈垣是靠着《书目答问》和《四库全书总目》启蒙,自学成才,没有留学列国的背景。他身上有很强的战斗因子,反抗过清朝、北洋军阀、日伪政权。但是说起他的学问,没有人不叹服。陈寅恪就曾说过,他平生最佩服的是王国维和陈垣,陈垣学问踏实,德才兼优。

  陈垣不抽烟、不喝酒、不看戏、不看电影,连茶也不喝。虽然收入不菲,但生活节俭,最大的花销就是买书和字画。1971年他离世的时候留下大笔财富,全部捐给了国家,包括4万多册线装书、清代学人手稿和字画1000多件(其中有董其昌的字画一二十件,随便一件在今天就值几十、几百万元)、稿费4万元……

  无形的遗产当然更多。除了那些石破天惊的史学专著,陈垣还花费大量精力编撰出不少工具书,泽被后世。他总结出很多读书和研究学问的方法,到现在仍有指导意义。

  今年是陈垣诞辰130周年,在对他或赞叹或“遗憾”时,也许我们应该回到他的年代、他的经历、他的内心。

  陈垣小传

  陈垣,字援庵,又字圆庵,1880年生于广东新会棠下镇石头乡(棠下现已划归江门市蓬江区)。中国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1910年毕业于光华医学专门学校。自幼好学,无师承,靠自学闯出一条广深的治学途径。在宗教史、元史、历史文献学等方面,著作等身,成绩卓著,受到国内外学者的推重。

  陈垣从教70多年,任过46年大学校长。他曾任国立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的教授、导师。任辅仁大学校长,北京师范大学校长。经历过几次政权更迭,他的人生观更加坚定:“人生须有意义,死须有价值”。

  “每当接到日本寄来的研究中国历史的论文时,我就感到像一颗炸弹扔到我书桌上”

  抗战时期,陈垣留在北平,坚持在沦陷区办学,同时立即与日本学术界的朋友断绝往来。当时日本报纸提出这样的问题:听说北平秩序已经恢复,我们在那里与支那人关系很密切,合作得很好。但是为什么像陈垣这种人不和我们合作呢?在敌伪时期,汉奸威逼利诱,要他出来担任当时敌伪最高文化团体大东亚文化协会会长,他也拒绝。他的得意门生柴德赓感叹:“这在敌伪时期是很勇敢、很不容易的。”

  这个时期(抗战期间),陈垣真正做到了杜门谢客。辅仁是德国教会主办的学校,在太平洋事变爆发、美日宣战之后,成为沦陷区唯一可以不向敌伪当局注册,并为国民政府承认的大学。正是在这几年,因为没有任何社交活动,陈垣的学术研究达到了一个高峰期,写出著名的“宗教三书”,即《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诤记》和《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

  除了著书,陈垣利用一切场合宣扬“品行第一”。辅仁大学的返校节上,他给大家讲了一个孔子开运动会的故事。《礼记》有一节是讲孔子主持射箭比赛的事情,让谁把门呢?弟子子路。孔子说,有三种人不能参加,一种是败军之将,一种是为敌人做事情的,一种是认敌为父的。很多汉奸听了以后都灰溜溜地走了。在敌伪统治下,在一个很公开的场合说这样的话,很不容易。

  在教学当中,他也会巧妙地灌输爱国思想。他开了一个新的课程叫“史源学”,有一次讲到清朝两个学者讨论一个问题。金灭北宋以后,一时不能灭南宋,在中原地区建立过一个伪齐政权。这两个学者讨论伪齐的头子刘豫死后到底埋在什么地方。分析了两人观点之后,他突然话题一转,说刘豫到底埋在哪里不重要,有一条材料讲,刘豫的后人都不承认他这个祖先。“所以一个人当了汉奸,连后人都不承认他。”

  他在著述中一改以往不喜议论的文风,加入了更多主观色彩,借古喻今,通过这些书斥敌寇汉奸,斥责当局发国难财等。他批评得最多的是那些勾结外族、统治国人的败类,如石敬瑭、赵德钧等,他常以“人之恨之,不比人类”,“千夫所指,无疾而死”等痛斥这些汉奸。沈兼士看了《明季滇黔佛教考》后评价:傲骨撑天地,奇闻泣鬼神。到抗战后期,有些知识分子“顶不住”了,陈垣希望用这些书来激发知识分子要爱国,要坚持民族气节。

  而此前,陈垣的人生经历已经足够丰富。他学过西医,28岁时考入美国教会办的博济医学堂,因校方歧视中国员工和学生愤而退学,带领部分学生转入中国人自办的第一所私立西医学校———光华医学专门学校;他办过报纸,在1905年与潘达微、高剑父等人创办的《时事画报》上写时政文章,抨击满清政府的统治。

  即便选择研究历史,和他的爱国情怀也有很大关系,他曾多次对学生们说,现在中外学者谈汉学,不是说巴黎如何,就是说西京(指日本京都)如何,没有提中国的。我们应当把汉学中心夺到中国,夺回北平。“每当我接到日本寄来的研究中国历史的论文时,我就感到像一颗炸弹扔到我的书桌上,激励着我一定要在历史研究上赶过他们。”陈垣长孙、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陈智超评价,所谓“陈垣要强”,是要国家强,不是要个人强。

  “他就像是一架专挑错误的显微镜,没有一点纤尘逃得过他的眼睛”

  1913年,也就是民国二年,陈垣当选为众议员。此时,他才33岁。这次从广州移居北平,或许是陈垣一生最重要的一次转折。此后,陈垣成为与王国维、陈寅恪齐名的史学大家。

  到北平之后的10年内,他前后3次担任众议员,期间还当了5个月的北洋政府教育次长(教育部副部长),最终“弃政从史”。陈垣晚年回忆说:“眼见国事日非,军阀混战连年,自己思想没有出路,感到生于乱世,无所适从,只觉得参与这样的政治是污浊的事情,于是就想专心致力于教学与著述。”

  陈垣的第一本宗教史专著《元也里可温教考》,解决了“也里可温”就是元代对基督教各派总称的问题。之前学界一直对这个常跟“和尚”联系在一起的外来词汇困惑不已。而陈垣在44岁那年写出的《元西域人华化考》,让自己名扬天下,也让蔡元培称为“石破天惊之作”。

  陈垣博览群书,记忆力超群。早年在辅仁大学任教时,其他教员都把他当作活字典。有人比喻说:“他如知道某处地下有伏流,刨开三尺,定然能有鱼跳出来。”即使在新中国成立之后,陈垣仍然扮演着这样的角色。郭沫若出访国外,与人讨论关于楚辞的问题,有的一时搞不清楚,就打国际长途回来问陈垣。一直到90岁那年,陈垣还能把骆宾王的《讨武曌檄》从头到尾背得一字不差。有的学生回忆说:“在他眼里,前人的错误不知怎么那么多,就像他是一架显微镜,没有一点纤尘逃得过他的眼睛。不,他竟是一架特制的显微镜,专挑错误的……他的嘴相当厉害,对于错误的学者批评得一点也不留情。”

  虽然惊叹陈垣的天赋,但身边的人也深知他下过的苦功。陈垣的学生兼助手刘乃和回忆,在他60多岁研究佛教史时,需要参考的一部典籍贮藏在一个潮湿阴暗的地方,多年无人进入,蚊虫很多。他每天都是吃了奎宁就进去用功一天。平常他无论冬夏都是清晨4点起床看书写作,午饭后只在椅子上靠几分钟,接着再写。每晚9点多,最晚10点就睡觉。陈智超透露,有4年时间,因为每天都很早起床编《中西回史日历》,苦心设计简明方便的表格,结果陈垣得了胃病,只能吃面。对于一个广东人来说,这是件挺痛苦的事。陈垣曾在一次与北师大毕业生的谈话中说:“我已82岁,越学习越觉得不够,你们28岁还不到,应该学的东西还多得很呢!”

  陈垣对《四库全书》持续做了长达10年的研究。陈垣家住在北平城内西南角,贮存文津阁《四库》的京师图书馆在城东北角。当时紫禁城前后的东西街道还是宫廷禁地,没有直达道路,必须绕道走,来回路程需要三个多小时,逢阴雨风雪,甚至要4个多小时。他每天清早带着午饭去看《四库全书》,图书馆刚开馆就赶到,下午到馆员下班时才离开。就这样前后断断续续读了10多年,对这部包括3000多种、3万多册的大丛书作了详尽的了解。

  陈垣与胡适当了5年的邻居,在学术上往来也很密切。不过,因为他专做“窄而精”的史学研究,与胡适的史学路数迥异。他曾对学生蔡尚思说:“像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之类的所谓名著,很像报章杂志,盛行一时,不会传之永久。”

  担任校长几十年,陈垣从未间断过给学生上课,且从不缺席、迟到

  从1926年出任辅仁大学校长开始,陈垣陪伴着辅仁走过了27年,成为近代著名的大学校长。1952年后又继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在他91年的漫长人生中,大学校长一当就是46年。

  担任校长几十年,陈垣从未间断过给学生上课,且从不缺席、迟到。唯一一次缺席是母亲辞世,回乡奔丧。学生回忆起他多称“援庵先生”,而非陈校长,大概是敬重他的学问,而不是他的官职。他对学生要求严格而不严厉,有顽皮的学生在背后称他为“老虎”,但在课堂上,没有人不自发地挺胸直坐、两手分置双腿之上,听得入迷。好些受业者都说过:从来没见过这样会讲授的先生。他讲课,不像当时的一些知名学者那样天马行空,而是循序渐进、踏踏实实、面面俱到。一般老师不太喜欢批改作业,陈垣不仅认真批改,还和学生一起写作业,并贴到教室墙上作比较。

  因为是自学成才,陈垣更加重视学习方法。对于自己摸索出的经验,他也乐于跟学生和后辈分享。从他那些著名的学生柴德赓、启功、周祖谟、刘乃和等人的回忆文章中可以看出,陈垣对他们影响最深的,就是他的治学精神和方法。对于现在越来越虚妄的中国学术界,陈垣仍然是一面十分清晰的镜子。

  他认为,作研究工作,最重要的是寻求史源,如果研究唐以前的历史,学生引了《资治通鉴》,他一定要问为什么不引正史,是否只见于《资治通鉴》而正史中没有?或者研究南北朝时期的历史,引用《南史》《北史》而不检对八书,他一定不通过。他常说,在准备材料阶段要“竭泽而渔”,不漏掉一条材料。他文风严谨到极端的地步。启功回忆,陈垣先生的母亲去世,他发讣闻,没有按旧时惯例写“泣血稽颡”,而是把“血”字去掉,因为他觉得并不诚实。

  他常把自己的文章拿给学生看。不过,看了不能白看,要提意见。有些学生不知道,只讲好。陈垣就会说:“下次不给你看了,怎么看了会没有意见呢?”别人提了意见,他一般都会改,他认为,至少说明这个问题讲得不清楚。他还经常教导学生,文章要写,但不要轻易发表。放在抽屉里,多放几年都没关系,学术性文章没有时效性,过后拿出来看看,可以检验你的学问有无进步。再听听别人的意见,这个时候都觉得没什么问题,然后再发表。

  虽然写的是学术文章,陈垣却很注重可读性,除了易懂,还要吸引人。比如他取文章题目的时候,“贵于醒目,如能引发人的兴趣更妙。”他在《顺治皇帝出家》一文中写到董妃的事情,很有意思。他笑称:“看戏的时候,戏里有一个旦角是不是人都喜欢看?董妃就是我那篇文章的旦角。”

  启功流泪写下《夫子循循然善诱》一文,回忆初入辅仁大学教大一国文时,陈垣先生对他的耳提面命,第一条就是:一个人站在讲台上要有一个样子,和学生的脸是对立的,但感情不可对立。启功说:“老校长教导我的样子,我现在蘸着眼泪也能画出来”。

  他一直处于感情上的“被争夺”状态,偶尔表现出痛苦、无奈和些微的软弱

  在情感关系上,陈垣很少表现出他在其他方面那种主动性和掌控能力。陈垣有两个母亲,先后有三个妻子,十一个子女。他一直处于感情上的“被争夺”状态,偶尔表现出痛苦、无奈和些微的软弱,以及孤独。不过他没有写日记的习惯,感情不外露,儿孙也不敢问。

  陈垣5岁时,因为三伯父没有子嗣,陈垣的父亲把陈垣过继给三伯父。陈垣后来回忆说,虽然与过继母亲李氏生活在一起,她对自己也百般关爱,但毕竟是在生母周氏的怀抱中长大,对她还是很依恋的。每次吃饭,他总是在过继母亲处吃一点,然后又偷偷跑回生母那里去吃饭。生母虽然识字不多,但是经常教他唱儿歌。陈垣见到母亲时还会唱上几句,逗母亲开怀。两房离得很近,很容易就跑过去了,好像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五六岁他就离开家乡到广州求学,除了有限的几次回乡省亲外,很少与母亲见面的机会。他常因不能亲手侍奉母亲而内疚。

  聪明博学,又长得一表人才,广州时期的陈垣被称为“靓仔垣”。陈垣的孙媳、陈智超的妻子曾庆瑛说:“他能说会写,经常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擅长演讲。他名气与日俱增,招来了不少开放女性的追求。陈垣有段时间用笔名发表文章,其中一个笔名是艳,友人问他何意,他坦言是他最喜欢的一个女朋友。”

  因赴北京从政,陈垣突然跟以前的生活切断了联系。包括“父母之命”的原配妻子邓照圆。虽然这个识字不多的小脚女人对他一片痴心,并把自己的名字改为“照圆”,终究因为彼此思想的巨大隔阂,让这样单方面的映照变得遥远而无望。邓照圆知道他喜欢吃家乡的鲮鱼,后来就让子女买来晒干,寄到北京。二房吴淑媛也没有随他去北京,一次因意外失足落水而亡,年仅28岁。

  后来追随陈垣去北京的徐蕙龄,是他在光华医学专门学校的师妹和学生。他们共同生活了近40年。两人后来感情不和,出现矛盾。1932年陈垣给在广州的儿子约之写信:我近日处境,亦极困难。上不得两母欢心,下不得妻子满意,中不得弟妹怡悦。时时抚心自问,只觉读书一世,不晓做人。

  1966年5月,陈垣的两个妻子先后去世,相差不到一周。这时,陈垣已经是86岁的老人了。

  在“文革”中,陈垣没有受到直接伤害,是因为家人给中南海写过两封信,一封给周总理,一封给康生。曾庆瑛透露:“过去的学校领导、朋友,不是靠边站,就是被批斗、被打倒,大家都自身难保,也就很难顾及于他了。他整天提心吊胆、闷闷不乐。对形势的发展陌生、担忧又不理解,只能保持沉默。”文革中他最不能忍受的是工作被迫停止了。一次,和曾庆瑛谈到书籍的出版问题时,他很不高兴地说:“现在什么事情也不能做了,让我等死么?”

  1971年那个动荡的夏天,91岁的陈垣在病痛和苦闷中离世,留下他无法保护的学生和家人。这离1951年国家主席毛泽东在国宴上向人介绍“这是陈垣先生,读书很多,是我们国家的国宝”,相差正好20年。

  (本报道参考陈智超编《励耘书屋问学记》(增订本),张荣芳、曾庆瑛著《陈垣》、曾庆瑛著《陈垣和家人》。感谢陈垣长孙陈智超先生、孙媳曾庆瑛先生,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陈垣研究室主任周少川先生的学术支持。)

  总策划:杨兴锋王春芙

  总监制:王培楠

  采访统筹:陈志戴学东梅志清

  编辑统筹:郎国华李贺

  版式统筹:夏彩霞

  本版采写:

  南方日报驻京记者陈祥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