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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 他们背着书包沿街乞讨

发布时间:2010年07月28日 12:28 | 进入复兴论坛 | 来源:南方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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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遇红灯,乞讨儿童就走向车辆,不住地向车主点头示意。

傍晚,兄弟俩坐在绿化带栏杆上,望着白天的喧闹逐渐沉寂下来。

  晋惠帝用一句话使自己名垂史册。西晋时期,天下荒饥,百姓没有饭吃。晋惠帝闻之,吃惊地问道:“何不食肉糜?”

  晋惠帝独特的思维方式至今仍有继承者。顺着他的思路,我们也可以提出以下问题:为什么他们不在宁静的山林里,去过简朴不失幽静的生活?为什么他们不顺着蜿蜒绵亘的山脉,享受牧牛羊、种水稻、踩单车的乐趣?为什么他们不在山涧清泉间,好好享受假期的愉悦?为什么他们偏偏要流浪、乞讨?

  近日,虎门大道红绿灯路口出现了约20名孩子,身着乌黑的运动服,穿梭于车水马龙的道路间,不停地作磕头状向车主要些零用钱。他们在车流之间穿梭,险象环生。

  乞讨之余,孩子的天性难以压抑:在林荫道下,他们会追着足球奔跑,会围着一根绳子不停地蹦蹦跳跳。看到小狗,他们的双眼也会流露出羡慕的眼神。

  但他们都知道自己是谁———他们是乞讨儿童。

  流浪儿童的一天

  7月22日13时,台风“灿都”还没走远,天空布满大块的黑云,随着劲风在空中迅速地游走。在虎门公园前,万丛明和万丛伟显得异常地兴奋。两兄弟不断地把书包往前方抛去,又跑过去把书包接住。

  万丛明今年13岁,留着短平头,黝黑的皮肤,瘦削的脸型,身穿宽松的24号篮球衣。他背着褐色的书包,踢着一双宽松的拖鞋,眼角露出一份倔强。弟弟万丛伟今年10岁,比万丛明矮10多厘米。他身穿宽松蓝色篮球衣,也是踢着拖鞋。

  讨到钱买西瓜

  兄弟俩沿着连升路逆行至太平人民医院路口红绿灯处。一列车静静地等待绿灯,只有他俩沿着道路中间的护栏慢慢地挪动。

  来来回回几次红绿灯更替,15分钟过去了,万丛明从终于一个车主手中接过了1元钱,万丛伟从另一车主手中接了两个5毛钱的硬币。

  有了钱,俩人迅速地跑到附近的小卖部,把1元纸币和两个硬币放到冰箱上,熟练地推开冰箱盖,伸手拿出两块西瓜,大口地吃了起来,淡红色的西瓜汁顺着嘴角流下来,但他们顾不上抹去西瓜汁。

  兄弟俩咬着西瓜,朝虎威加油站方向走去。没走多远,两人停了下来,站在一辆写着“生磨椰汁”的三轮单车前面。

  “老板,一杯椰子汁多少钱?”

  满脸胡须的老板说:“1元钱。”

  兄弟俩嘟起嘴说:“我们身上没钱了。”

  老板说:“我是小本生意。要送给你两杯,我一个下午就白干了。”

  听到这句话,万丛明讪讪地拖着弟弟走开了。

  一天点头逾万次

  在虎门大道上,万丛明兄弟一路嬉戏,时而你追我赶,向前奔跑;时而驻足餐馆前,目不转睛地盯着假山和招牌菜;时而肩并着肩,说句悄悄话,又哈哈地开怀大笑。

  当两人出现在虎门大道与文博路交叉的路口时,俩人的表情严肃起来。他们从书包里拿出一张过胶的纸,准备向来往的车辆讨钱。

  红灯一亮,车子一停,万丛明就踢踏着拖鞋走向前去,把过胶的纸贴到车窗上,两眼盯着车主,不停地点头,示意车主给他点零用钱。

  可能是习惯成自然,万丛明只对每辆车点头8次,如果要不到钱,就走向另一辆车。一次红灯,他可以走向5辆车。每次红绿灯变化间隔约2两分钟。如果他们每天乞讨时间按11小时计算,每天至少要点头13200次。

  不断的点头打动了一些车主。一辆宝马车给了万丛明一把零花钱,看上去有七八张。万丛明接过钱,一脸平静,再向车主点点头,转身把钱塞进书包,走向下一辆车。

  这算是走运的。通常情况下,往往是10辆车也讨不到1元钱。万丛明显然已经习惯了拒绝,只要车主摇手或摇头,他就会点着头并迅速走向下一辆车。只有尽可能多地接触车主,才有讨到钱的希望。

  讨钱并不是个轻松的活儿。有一次,一辆大货车和一辆大客车开过来,万丛明和万丛伟却从侧面冒了出来。两辆车急速刹车,还按响了喇叭。万丛明吓得捂住了耳朵,万丛伟却呆若木鸡,两辆车与他们擦肩而过。

  车过去后,万丛明赶紧走到道路中央的绿化带,万丛伟被喇叭吵得几乎听不到声音了,不断地搓着耳朵以恢复听力。

  这个下午,万丛明讨得了30多元钱,万丛伟讨得10多元。

  傍晚时分

  17时,天空飘起了细雨。兄弟俩一路奔跑,跑到了虎门公园对面的草地上。在这里,他们的母亲等10多人正在路旁做饭,一个锅,两块石头组成的简易锅炉正冒着烟。

  两人端起一碗米饭,小盘子里是中午剩的菜,有煮得发黄的青菜,三四块肥猪肉,几片西红柿。不到5分钟,晚餐就结束了。

  饭一下肚,两人又回到了刚才的路口讨钱。

  18时15分,天色渐黑,路灯亮了起来,路上的车越来越少。

  车少了,两人对着车点头的次数多了起来。万丛明对着一辆车点头20下,直到车主车窗递出零钱。

  万丛伟指着一辆大货车司机喊道:“我要喝水,给我矿泉水。”司机递出一瓶水,万丛伟接过来,拧开瓶盖,咕噜咕噜地喝起来,然后把瓶子扔到路上。一辆车压到了瓶子,发出“啪”的一声。

  20时,文博路与虎门大道交叉口的车更少了,一个背着孩子的妇女出现在路口处,把万丛明和万丛伟接走。他们又来到太平人民医院的红绿灯路口处继续讨钱。

  此时,白天在附近路口乞讨的孩子,全都涌到了太平人民医院路口,4个路口有5个中年妇女和10多个孩子向过往的车辆乞讨。孩子中年纪大的约15岁,小的仅有两三岁。

  忙了一天,万丛伟不想动了,他靠着路中央的绿化带,看着车停停走走,懒得上去点头讨钱,万丛明依然忙得不亦乐乎。

  23时,路面宁静了,一个中年妇女带着他们来到虎门中国电信营业厅前,打开放在包里的饭盒。饭盒里放了几个小笼包,几个人分着吃了包子。然后,他们在地上铺了一层布,躺了上去。

  世界慢慢安静了下来。

  新的一天

  第二天,天还没放亮,万丛明等人已经起来了。夜里下过一场雨,万丛明似乎并不冷。

  清晨5时40分,几个人收拾了行李,来到虎门公园草坪绿道下。搁下行李,几个中年妇女从包里拿出锅,搁在三块石头上,从附近的金洲北坊综合市场接了自来水,买了些蔬菜、面条和肉丝,放到锅中煮了起来。

  在轻薄的烟雾中,18个孩子在林荫道下嬉戏起来。11个小孩子围着一根2米余长的绳子,两人站着,把绳子栓到腰间。4人站到绳子旁边,蹦蹦跳跳,还有5人蹲在旁边观看。

  不远处,万丛伟怀中抱着一个唐老鸭足球,用脚踢用手抛。他和另一名小孩抱着球,不断地往树上抛,球掉下来了再追着球跑。球被夹在树枝上时,他们会拿起拖鞋,不断地朝树上扔,直到球掉下来。这一个简单的抛球动作,持续了近30分钟的时间。

  玩腻了,他们又跑到草坪上。看到市民何立身旁的3条卷毛狗,就不断地绕着卷毛狗跑。万丛伟告诉何立,他家里也养狗,叔叔家还养了40多匹马。

  这时,记者与万丛伟有了片刻的交谈。他说他今年上二年级,从家乡坐了火车,到了广州再换大巴到了虎门。

  他说:“我跟着妈妈出来的,妈妈到哪里我们就到哪里。现在妈妈也在这边,天一黑她就过来找我们了,然后一起住到高楼的走廊上。”

  “你的成绩如何?哪一门更好些?”

  “数学成绩好些,其他科目只有20多分。”

  “这边好玩吗?”

  “好玩……不好玩。”

  他说,老家到处都是高山,他可以踩单车从一座山跑过一座山,虎门到处都是平地和高楼。

  “为什么跟妈妈出来呢?去过哪些地方了?”

  “因为老家旱灾,家里的禾苗被晒死了,没有办法,只能出来讨钱了。我去过顺德,还去过其他地方,地名忘记了。”

  7时34分,台风“灿都”带来了一场滂沱大雨。18个孩子还没吃完早餐,便四处躲雨。

  一个小时后,雨过天晴。18个孩子换上了干爽的衣服,再次走到马路上,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注:文中涉及未成年人均为化名。)

  ■访谈

  儿童乞讨践踏儿童尊严

  潘守永,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人类学学者,国际人类学民族学联合会儿童与青少年委员会委员(2002-2006)。

  学生外出乞讨,屡见不鲜,该如何看待这种现象,这种经历会给孩子造成什么影响,该如何解决该问题?就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潘守永。

  记者(以下简称“记”):有人认为,此种不一样的经历,磨砺了孩子的意志,但是,也有人认为,此种经历践踏了孩子的尊严,孩子会养成了不劳而获的习惯。您怎么看这种现象?

  潘守永(以下简称“潘”):儿童乞讨或者利用唆使儿童乞讨,均是社会中的一类丑陋现象。国际社会对此早已达成共识。据我所知,绝大多数国家的法律中都把使用童工当作非法行为来加以禁止。儿童乞讨,究其实质来说,是一种远甚于“童工”的行为,是对儿童权利的践踏,其所践踏的不仅仅是儿童的尊严,更是社会的尊严。

  因此,各国法律均禁止童工、儿童乞讨之类的行为。它的存在是对政府、对社工团体、民众(包括媒体)的某种考验———在行动上默许、在态度上漠视、在理解上骑墙,凡此等等,都说明我们距离文明社会之差距。所谓的“磨练意志说”、“不劳而获说”,均是看客心态。

  儿童权利,一直是国际社会自二战以来所努力实践的核心价值之一。联合国儿童基金会、SaveTheChildrenfoundation、Inter-nationalPlan等国际组织,在我国做过相当多的工作,强调“以儿童为中心的发展观”,已经有广泛的社会基础。

  记:家长带着孩子乞讨,孩子在乞讨过程中不断地低头,这会对孩子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潘:一些地方的儿童乞讨现象,正如记者调查所发现的那样,主要是某些农民工在家乡读书的子女,利用寒暑假看望父母的机会来城里短暂乞讨。他们三五成群主要在闹市区、交通路口向行人或者驾车者“请求帮助”。

  此时,有些家长把这当作是特殊的“打工经历”,可以磨练孩子的生存能力。有的家长觉得,自己上班之后这些孩子可以有效组织起来在一起“干点事”、“以免乱跑”,又可以挣一点零花钱。

  回到“儿童权利”这一核心价值,这种风气的确要不得,它所带来的伤害不仅是那些乞讨中的孩子,还有社会的良心。

  记:面对这种情况,当地政府、学校该如何面对?

  潘:这个话题的背后有很多的事情需要讨论,我觉得比较具体的还是孩子的假期如何安排的问题。我在美国生活的时候,我所在的社区总有许多社会团体“接管”孩子的寒暑假生活,包括让孩子进行一些有偿的活动,比如用家里的废油制作爱心肥皂,制作各种汽水到社区推销等。

  这样一来,孩子们既学习到一些知识,锻炼了组织能力,也获得一些报酬。其关键是,有关心儿童的组织将他们有效联系起来,所有的行为可以被监督,也可以被评估。但是,在中国,这些孩子是不属于这个城市的,他们只是临时来到城里和打工的父母团聚,当然不会有哪一个组织会关心他们,他们的父母上班后也无暇顾及。特别是,孩子乞讨在他们父母眼里也不是什么丢人的事情,甚至孩子之间、家长之间还形成某种攀比。这一切的不正常似乎都很合理起来了。

  记:政府及相关部门又可以做些什么?

  潘:简单加以制止、堵截,不仅劳民伤财也根本不会起到什么效果。媒体揭露内幕,在舆论上予以打击,也只是治标不治本。从技术侧面,让NGO、社会团体来“接管”组织这些探亲团,目前还缺少经验,也缺少机制。但这类事情一再出现,办法总比困难多。

  文/图南方日报记者吴少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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