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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离成年轻打工妹家庭常态 奉献青春后无奈返家

发布时间:2010年06月16日 06:10 | 进入复兴论坛 | 来源: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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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hone女孩

西部农村的贫困母女。于全兴摄

  她们被称作“农村版"海归"”,她们的城市经验将改变后代的命运,也正改变着中国农村的社会生态。然而,相应的注脚是,她们付出了最好年华的地方不再与她们相关——

  直到两年后的今天,人们仍在寻找那个在流水线上微笑的姑娘。

  寻人线索少得可怜:这个穿着粉色工作服的女孩,可能是中国南方一条流水线上的质检工人,那里代工生产苹果公司的iPhone。在墨绿色的工作台旁,她向一个正在检测手机照相功能的同事笑起来。结果,这张照片被拍下,并忘了删除。

  姑娘的笑容,和手机、电源线一起打包,远赴重洋,最终到达英国顾客马克的手里。他发现这张照片后,上传至网络,于是“iPhone女孩”的笑容迅速走红。有人开玩笑,说要考虑将自己新买的手机退回厂家,“因为我们的手机里没有这个女孩”。

  一位英国撰稿人甚至在博客里写道:“iPhone只是抓住了她的笑容,但她的笑容却抓住了我的心。”

  然而真实世界里,与她有关的讯息却是模糊一片。人们只知道,那是一名从湖南农村来到深圳的打工妹。

  这是这个国家千千万万打工妹中绝少数被城市记住的面孔之一。按照一般的轨迹,像她这样的打工妹,在经过数年的城市劳作后,便会返回家乡。这基本上是一个常年受到忽视的群体,她们生长于农村,因为各种原因来到城市谋求生存,又因为各种原因从城市默默离开。她们的故事,大多简单到一句话就讲得完。

  因此,当中国社会科学院妇女研究中心国情考察组的10名研究者在2008年设计“返乡打工妹状况考察”项目时,他们发现,自己面对的是社会研究领域的一片空白。“很少有人知道这些打工妹为什么回到家乡,也很少有人关注她们目前的生存状况。”中心顾问孟宪范说。

  这个项目已于近期完成。几百个小时的访谈录音,讲述了一些人们原来并不了解的故事。孟宪范愿意将这些从城市回归乡村的女人们称作“农村版"海归"”,“她们是城市文明和工业文明的载体,改变了自己,也正在具体地改变着我们的农村”。

  怀里揣着个小兔子

  变化最初是悄悄地从消费方式中透露讯息的。

  “你第一个月工资怎么花?”这是社科院副研究员陈午晴为访谈所设计的180多道问题中最具意味的一个。

  答案总是细微而具体。一个河南女孩买了衣服和零食,还有一本书,《人性的弱点》。宁夏女孩小静将首月工资用于支付衣服、化妆品、小灵通,“全部乱花了,把自己全副武装”。她们开始说普通话,养成新的卫生习惯。这种习惯将持续很久。一个来自河南农村的打工妹返乡后,甚至每周领着全家坐车到镇里,只为洗一周一次的热水澡。

  这让孟宪范感觉到,“这些女孩子们大部分都很认同城市生活,新一代的女性农民工正希望将自己身上的农村符号洗掉”。

  变化并未仅止于此。家庭条件还不错的小静,曾在宁夏、湖北等地打工,现在因病返乡休养。“这里缺外面的热闹,坐在这里让人心发慌,不想上进。”这个23岁的女孩并不想在家务农,她还想回到城市去。

  而在西海固的一个村庄,返乡后成为村妇女主任的红姐告诉访谈者,“我总想做点啥”。她曾经“空想了好多年”,现在已经想出来自己要办一个养猪厂。可是寻找资金又成了大麻烦,“妇联给的小额贷款,最多贷3000元”。她不由得叹息说:“没有个带头人,外面也没有人给咱带来些信息。”

  尽管她们返乡后的生活有时充满坎坷,但孟宪范敏感地发觉,“发展意识常常是这些打工妹在她们家乡的环境中所特有的,她们不满足于传统的社会方式和社会角色,希望能获得更多的发展空间”。

  “就像 怀里揣着个小兔子似的。”这名学者这样形容那些热切企盼创造自己事业的女人们。

  而最让调研者们感到震惊的,是这群曾经在城市中生活过的打工妹们,视子女的未来高于一切。“这些体验过工业文明的打工妹们明白知识的作用,教育始于母亲的膝下,她们就是希望。”孟宪范说。

  在宁夏西吉县,调研者们碰到了38岁的华姐。在调研者的笔记中,这个颊上泛着高原红的女人,“反应有些迟钝”。但也正是这样一位母亲,在去银川摘枸杞赚了2600元后,除去买了1000斤小麦做口粮,其余钱款全部放入积蓄中,“准备用来供孩子上学”。

  华姐每天接送4岁的女儿去镇里的学前班,为此,她每天需要步行好几个小时。而她的大女儿去年高考失利,“如果复读费超过3000元,家里就有些负担不起了。”这个母亲边说边哭泣起来,“但只要女娃儿能考上大学,借钱也供!”

  女儿们的命运

  这样的观念,让学者们看到了一种希望——切断农村妇女因缺乏受教育机会而产生的命运代际传递。某种静悄悄却坚实的改变,发生在今天女儿们的处境与过去女儿们的处境之间。

  在调研报告记录下的中西部6个农村地区的几十个案例中,很多受访女性并没有太多机会接受教育,传统的乡土观念和家族意识,往往把读书求学的机会留给了她们的兄弟。华姐便是其中一个,她娘家姐妹4人,全都没有读书,两个兄弟则分别读到小学五年级和三年级。至今,她仍然不会写自己的名字。

  因为辍学和贫穷,这些农村女性不得不早早离开家乡进城务工。

  在固原西吉县长大的小玉从未进过学校,当初,她也不知道“上学有用还是没用”。她的父母在沉默中拿走了她念书的希望,将家里仅有的钱都用来供唯一的弟弟上学。

  这可能是个必然的选择,她的家乡已经被联合国粮农组织列为“世界上最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区之一”。干旱从不放过这块贫瘠的土地,在这里,每桶水的价格高达百元,种地却总是要赔钱,“只有打工才是铁杆庄稼”。

  1998年,小玉开始去砖厂打工。她还记得自己第一个月的工资有300多元,舍不得花,想寄回家里,却因为不识字,“不知道该往哪里寄”。

  而在一个小学文化程度的女孩与江苏一家纺织工厂签订的劳动合同中,甚至还出现过这样的条款:“厂方每月扣工资的50%作为押金,以防工人跳槽或者中途停工辞职……每年过年时退还押金。”

  这样的经历,都构成了那些过早辍学的女孩们深重而又敏感的伤口。

  霞姐也曾经是打工妹中的一个。这个文化程度仅有小学五年级的35岁女人没有什么选择,她唯一能够付出的只有自己的劳动力。她整年在工资极低、没有任何保险的建筑工地干活。几年前,3个儿女到了上学年龄,她决定不再打工,而是陪着孩子到教育环境稍好的西吉县城上学。

  她小心翼翼地计算每一笔花销:每个娃娃的转学费700元,每人每年学费、书本费200元,在学校附近租一间十几平方米的房子,每月房租120元……在这个家庭里,唯一的经济来源是仍在做建筑工的父亲。霞姐执拗地认定,不能让3个孩子中的任何一个放弃学业,包括最小的女儿。

  “一定得坚持住!”这个贫穷的母亲告诉自己。

  尽管没有确切的数据统计,但研究者们已经发现,随着外出务工的女性增加,乡村中性别歧视的色彩正在不断被弱化,“她们在城市里较少看到歧视女性的现象,女性受教育程度也完全不比男性低”。

  但无论自己的孩子是儿子或女儿,这群母亲们大多有着相似的盼望:“如果有那个能力,还是希望孩子能留在城市定居,在城里有固定的工作,有身份,有活路还是蛮好的。”

  挂念中的城市

  她们只能将定居城市的盼望系在孩子的身上。毕竟,这一切对她们来说还是太难了。

  这群在十七八岁进入城市的女孩们,将最好的年华留在了城市,并在22岁左右回到老家。返乡的原因可能有很多,包括结婚、生育和照顾孩子,还有一些是为了赡养年迈的父母。

  穿戴时尚的小娟在打工3年后,为了照顾肝硬化的父亲而回到家乡。在此之前,她是广东一家汽车修配厂的质检员。在她回到家乡很久之后,身上仍总是戴着在深圳买的耳环,穿着在深圳买的外衣、在深圳买的裙子。

  但这些与深圳有关的东西,也只能勾起她的回忆而已。尽管她还和曾经的同事们保持联系,从而得知金融风暴后,“现在那边的情况已经好起来了”。可是,她也清楚,自己也许再回不到那条流水线、那个工厂、那座城市。哪个伙伴换了电话号码,小娟就会失去这个伙伴,而生活在偏僻的西部,她也会被伙伴们逐渐忘记。

  这可能是每一个打工妹都在面对的窘境,她们历经数年与一个城市建立的联系,总会随着时间流逝而分崩离析。

  其中一个打工妹,只是因为要割耳边的脂肪瘤,就不得不辍工返乡。对此,孟宪范在论文中记录道:“这暴露出我们的医疗保险制度问题——一个门诊小手术就构成了打工妹退出劳动力市场的主要原因。”

  在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白南生看来,农民工所承受的处境是“同工不同利,同城不同权”。在城市中,仅仅因为缺少一张绵软的户口纸,他们就不得不面对“就业排斥、生活排斥、交往排斥”。户口制度的变革之所以过于缓慢,是因为“城市政府的地方保护主义,城市公共设施不足,以及有关财政分配体制的制约”,白教授在论文中如此写道。

  孟宪范指出,家庭的功能需要家人厮守在一起才能完成,由于务工而不得不与家庭分离,导致这种局面的二元城乡体制因此是“反人性的”。分离是这些打工妹家庭的常态。这种生活状态不难描述:年轻的女孩们在适婚年龄回到老家,经人介绍结婚。婚后,她们也许将和自己的丈夫一同出外打工,直至怀孕,她们默默地离开城市,重新回到农村。

  离去或归来,选择的权利常常并不在这些还很年轻的打工妹手上。壁垒森严的城乡二元体制,让包括打工妹在内的农民工们无法享有城市居民在住房、教育、医疗、养老上的福利,“具体到妇女,生育、抚育、对家庭成员照顾的社会责任,则是构成她们回流的直接导因”,孟宪范说。

  但在户籍制度尚未松动的当下,曾经的打工妹们总还要继续她们的生活。这些接受过工业文明洗礼,因而“更有想法”的女性,正在乡村中寻找不同的社会角色定位。

  目前对于返乡打工妹这一群体,尚无确切统计数字,但她们的常见角色包括:有些自主创业,开办养殖场或来料加工厂;有些当上了村妇女主任、计生主任或小组长;有些为了让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在中心镇专心做陪读妈妈;有些将城市的元素引进农村,在村里卖保险;当然,仍有一部分回到了耕田的农业生活。

  无论如何,她们正在以最具体的方式改变农村的社会生态。

  这种被学者们视为非常良性的改变,代价是她们最好的青春年华,甚至,还有更惨痛的代价。张玲,曾是广州打工妹中的一员,两年前因为长期流水线工作过度劳累,被机器削去了一截拇指。在得到一笔微薄的赔偿金后,她回到了湖北老家。

  有时,这个缺了一截拇指的女人抱着孩子坐在门口晒太阳,嘴里会喃喃地说:“我总是会梦到广州,那个时候好年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