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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网络电视台消息：今天香港迎来了新一任特首梁振英，此前的两位特首曾荫权先生和董建华先生，不仅是港人治港一国两制的实践者，同时他们也是带领香港去迎接、面对各种挑战的领导者。今天《面对面》就将专访三位香港特首。
作为新一任香港特首，梁振英的宣誓就职意味着新一届香港特区政府的走马上任。此时，香港回归祖国整整15个年头。15年前，在同一个地点，香港会展中心，梁振英作为第一届香港特区政府的主要成员，也参加了宣誓就职仪式，但那时的香港民众对于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所表达出的犹豫与怀疑，至今仍让他记忆犹新。
记者：在这个过程当中，人的认知上有感性细致的深刻的影响，能不能讲一两个这样的例子？
梁振英：例子不少，我说一个吧，我去法制委员会的时候经常走基层听民众的意见，到了居民点，民众提的意见就不完全是香港未来的自由、民主、人权、法制这些抽象的问题，大家很关心香港的港币的问题，就说梁先生你说了这么多，基本法草案里面的条文，你告诉我1997年7月1号早上起床买第一份早餐用什么钞票？我说我们基本法的草案里面有了，特别行政区法定货币是港元，他们说你这个人太年轻，二次大战日本占领香港的时候，你没出生，中国内地解放的时候你也没有出生，你的政权一换首先是换钞票，香港不可能在97年7月1号之后继续使用港币。
香港回归之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曾预言:香港回归之后，港币将被人民币吸收，理由是一国之内不可能有相互汇率可变的两种货币同时存在，这种说法更加引起了香港民众的担心。
梁振英：也担心自己的工资拿了人民币，人民币不能自由流通，自由兑换，跟港币不一样，将来出国怎么办，孩子到外面留学怎么办，做生意怎么办， 但是这些问题通过我们科学论证，应该说比较精心筹划，97年香港的法定货币还是按照基本法落实的是港元，而且是自由流通，自由兑换，我们对港元跟内地人民币并存，一个国家里面有两种货币，我们用事实证明了是完全可行的，也证明了过去有些人的顾虑是不必要的，这个例子呢，很生动地说明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创造性和可行性。
如今，人民币在香港的受欢迎程度早已不亚于港币，而随着中国国力的强盛，人民币的购买力开始后来居上，并逐渐超越了港币，这难免给香港民众带来心理上的落差，作为新一任香港特首，梁振英深切地感受到了这一点。在他看来，一国两制已经让香港的发展步入正轨，在稳步前行的同时，香港也要谋求新的发展与变化，因此，他提出的施政理念是行之正道，稳中求变，尤其在民生问题上，新一届特区政府更应该求变。
记者：在未来五年当中，民生问题在您的执政当中摆在什么位置？
梁振英：住房问题是香港民生的一个突出问题，那么香港市民买第一套房子买得起买不起，这个问题的属性到底是投资问题还是民生必需问题，我认为是后者，所以呢过去有一种理念就是说老百姓买不起房子可以租，买房子是投资行为，那么这个理念我觉得，得变化，也是一个变的一面，但是在变的同时是稳中求变，意思是说我们要买房子的市民尽他最大努力的情况下，特区政府也提供一些政策上的一些资助，让他能够完成他买房子这个愿望，但是同时我们不要由于政策上的一些做法，把房价拉下来，或者对楼市造成波动，这个例子应该可以说明变和稳同时存在，我们同时要求的想法。
摆在新一届香港特首面前的不仅仅只有住房问题，还有香港社会存在的贫富悬殊的状况。在梁振英还没有成为香港特首候选人之前，他就曾在自己的著作《家是香港》中关注到这一问题。“社会发展的利益一定要一致”这是他当时对于香港贫富差距问题的思考。香港是世界著名的自由人才港，它不断吸引着全球的精英人士前来，高端精英人士的年收入可能超过千万港币，而底层低收入群体的年收入也许不足10万港币。虽然贫富悬殊有其产生的客观原因，但梁振英和新一届特区政府已经在思考如何求变，来更好地帮助香港底层的低收入群体。
记者：具体怎么推动？
梁振英：现在西北，元朗、天水围这些地方，很多居民每天乘车一小时到尖沙咀 、旺角这个地方去当一个酒店的清洁工，他们说为什么政府不在我们住的地方，多规划一些酒店的用地，卖给地产商盖酒店，现在从深圳大桥那边过来的游客越来越多，来我们这个地区购物来玩，但是我们这个地区可以多几个酒店，就可以在本区就业，我们可以省二十、三十块钱的车费，更重要的是可以省一小时交通往返的时间，使他家庭和子女多点照顾。
记者：这样一个现状在您上任之后最大的推进和改变又是什么？
梁振英：除了二次分配比如说最低工资、有公房这些政策之外我们还可以想，从基层工人他这个角度来去想他最需要和希望是什么，我们可以给他解决这个问题，本区就业也是可以解决贫穷问题的一个办法。
记者：在这个民生里面下一步如何形成一种优势互补，跟内地建立比较更紧密的合作？
梁振英：我相信这几个民生问题，香港和内地有很好的合作空间，像教育方面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学生到内地上学，医疗有不少香港人到深圳、广东寻找医疗服务，住房方面退休人士到内地退休越来越多了，香港跟内地省市政府在这方面都可以做好合作，但是目标呢应该是双赢，互惠互利的目标。
随着香港与内地经济的融合，香港的发展已经融入到整个国家的发展之中。而在世界经济风云变幻的大背景下，中国经济的平稳前行又为香港的发展提供了绝好的机会。早在改革开放初期，梁振英就参与了中国内地土地使用及住房制度改革，成为香港与内地之间合作交流的积极参与者。而如今，作为新一任新港特首，如何在施政期间推进香港和内地发展的“共赢”，对于梁振英来说是必须面对的经济议题。
记者：我们各自需要怎么样更好的调试自己？更好的发挥这种合作的双赢？
梁振英：香港这个社会还可以在很多方面为国家下一步的发展做好贡献，比如说香港是一个国际航运中心，但是我们这个国际航运中心仅设码头的业务，我们这个国际航运中心跟伦敦国际航运中心不一样，伦敦没有港口，作为国际航运服务什么呢，船舶的买卖、租赁、融资、登记、保险，船舶管理服务以及所有的服务所需要的法律服务，包括法律文件的起草，也包括仲裁、调解和诉讼等等业务，这个国际航运中心跟香港不一样的地方，技术含量高，而且产值高，香港很有条件在众多的城市当中成为我们的国家的一个国际航运服务中心，类似伦敦那种。我们可以为这个逐步成为船舶大国、航运大国的国家提供好的，伦敦提供的服务，使得我们作为船舶大国、航运大国有自己比较完整的一个体系。
作为国际化的港口城市，香港最初的发展就源于航运与自由贸易，这座国际化的移民城市也每天都接纳着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们，并因此天然地形成了包容并蓄的独特气质。而梁振英本人也是香港移民的第二代，在香港的土地上从一个普通的建筑测量师成为今天的香港特首，对于他来说拥有700万人口的香港更像是一个大家庭。
记者：您特别爱说一句话，叫我家是香港？
梁振英：从懂事开始，就知道不管我自己的父母也好、邻居也好，同学也好，老是想着往外走，香港这个地方是一个临时的地方，好像我父母一样从山东来的，我父母老是想着回家回家，用山东话就是回家，这个地方是临时，由于内地的战乱等等来到香港，暂时停留一下。到了70年代香港流一句话说，我家在香港，我一家三口，一家五口在香港，但是这个一家人跟香港这个地方的空间关系，我的家在香港，没有说明这一家跟其他的家庭200万个家庭之间的感情关系，我提出说，家是香港，意思就是说我们香港这个地方700万人是一家，我们人员之间在这个城市生活，我们有共同的未来，我们人员之间应该有更深厚的感情关系，不仅是有一个共同的空间关系，我觉得这个工作非常非常重要。
记者：在您即将上任的过程当中，如何把这个放的更大？
梁振英：现在香港回归了这十几年我们慢慢发现越来越多越来越好的条件，可以让香港人更团结，香港这个地方人人之间有感情认知，我们有共同的未来。
前任特首曾荫权，人们对他印象最深的就是，他永远打着的那个小领结，领结在英文里面叫做bow tie，因此香港人也喜欢管曾荫权先生叫做“煲呔曾”。曾先生的任期是从2005年到2012年，这七年是香港不平静的七年。
记者：你记不记得有哪几件事让这一天晚上睡不着觉？
曾荫权：当然是1997年、1998年金融风暴对我影响打击很大，特别是我们失业率提升了8.6%。
记者：8.6已经是最高了，15年来是最高的。
曾荫权：最高，这个对我们困难的。还有用的本钱，我们一百多年，香港努力积蓄的钱做一个统筹，这个是很辛苦的。
记者：当时最后怎么下的决心？
曾荫权：没办法了，不能不做。
记者：最后谁来定夺我要这样做，这样做可能就冲击原来你这种自由经济最核心的内涵。
曾荫权：这个决定是财政司司长做的，当时我做这个职位不能避免，当然我得到了董先生的支持了，我说服董先生半个小时，应该要做，不能不做。
记者：当时你是感觉到一定要做，不做不行，做会有好结果，不做没有好结果，能看得到，能清楚吗？
曾荫权：清楚的，当时我们的专家很清楚的告诉我，如果是你们做这个事情，恒生指数可以下降到三千点，还有是我们的银行利息会超过差不多50%每一年，五成，我没有听过这个东西，继续下去。继续做生意，死定了，我不这样做，还有他们欺负我们，我们没有贷款，我们收支平衡，我们有储备很充足的，为什么欺负我们，最后决定我们不能不做，要拼一拼，做好。
1998年，时任香港特区财政司司长的曾荫权动用外汇储备，入市对抗金融炒家，并声明愿承担一切责任。而在与金融大鳄较量输赢未卜的那些天里，曾荫权曾几度失眠、数次落泪。
记者：这是第一次睡不着觉，第二次呢？
曾荫权：第二是我们非典的时候我是很苦的，跟董先生看到老百姓受的苦，特别是陪护我们的专业人士，我的医生，我的护士，做了个人牺牲，对我来讲感觉很骄傲。对另外一方面感觉的是，这事情是蛮苦的。
度过了金融危机和SARS考验的曾荫权，在2007年7月1日，再度竞选香港特首，并成功获得连任，当时他竞选连任的口号就是“我会做好这份工” 。这位有着深厚金融背景的香港特首，在他的任期之内，是否为香港做好了这份工呢？
记者：我还记得，就是十周年的时候，咱们谈的时候，你跟我说过这样一句话，就是要把香港这个股票市场弄得非常棒，这样我们就可以跟纽约，跟伦敦造成一个三点支撑这个世界。
曾荫权：对。
记者：那您认为实现了吗？
曾荫权：现在目前讲，一个纽伦港，纽约、伦敦、香港，提出的三个很清楚的，一个亚洲时区的，一个是美国的时区的，一个是欧洲时区的，三个最重要的全球性的金融中心也很清楚了，在银行方面的发展，我们股票市场融资的能力，加上我们人民币方面的功能，香港的地位作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很巩固的，这个事情已经全世界公认这个位置。还有IPO方面，上市公司方面，我们现在目前的能力已经超过纽约，超过伦敦，所以香港地位这方面，作为三个最重要的金融中心，作个三个之一，这个目标已经达到了。但是需要巩固。
记者：这个目标香港目标的实现了，你自己心中的目标也同步实现了？
曾荫权：就是做好份工，这个是我对自己没有什么遗憾。
随着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日益稳固，香港在世界金融舞台上也发挥着更加重要的作用。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香港特区政府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直接参与G20峰会，不断提升国际金融影响力。与此同时，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显著增强，人民币逐渐成为国际化货币，而在人民币迈向国际化的进程中，香港又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曾荫权：你看看，我最近跑了对拉美国家，对巴西还有智利这两个地方，两个国家是南美最重要的经济体系，他们最大的贸易伙伴不是美国了，现在是中国。他们一定有需要可以考虑利用人民币结算，交易的单位。所以我们感觉应该这方面的推广，对双方有利。三年前我们开始得到国家的支持，在境外做一个离岸中心，结算中心，当时我们数量多少，19个亿。
记者：三年前19个亿。
曾荫权：去年多少呢？19000个亿。
记者：19亿，19000亿？
曾荫权：这三年之中我们增加了一千倍，所以这是，但是过程中没有乱子发生，人民银行很高兴我们做的工作，对于国家特别是人民币流通方面，兑换自由方面一定做了很大的贡献，就像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像目前，我们国家对外贸易的方面9%已经用人民币结算了。
记者：这么高？9%。
曾荫权：8%是香港举行的，所以香港是离岸中心的地位很巩固，也是得到的是国家的支持，你看到的一国两制是双赢的，不但是香港，内地，对开放，对于我们国家经济的发展我们做了基本上的贡献。对香港也是有用了，我们做交换的，可以换美金，你给我美金，我给你人民币，香港人民币存款也不小了，现在目前大约来说我们存款是5000个亿人民币。发展的快，速度很快。
在曾荫权担任香港特首的7年时间内，香港经济保持着快速增长，2011年香港人均GDP达到3.42万美金，为历史最高值，而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曾荫权也在着手改善香港的民主选举，使得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政治理念能够贯彻执行。
曾荫权：从选举的方法，从我们开放的程度，民主的方法已经从1997年有进步。还有每一次立法会选举，还有特首的选举，每一次更开放，更民主，2012年，今年我们特首选举，选举委员会1200人，以前我们选举委员会800人，下一次是什么？普选，所以得看到了民主的道路也很清楚了。还有是2012年，我们的立法会的选举更开放，更民主。还有我们自由度，香港人很重视自由度，我们出入自由，任何1997年的自由全部保持起来，还有更开放，这个很清楚的。所以我们是，老实的讲，客观的讲，香港回归以后，在政治、经济、民生方面已经到了另外一个层次。
记者：你为什么要说另外的层次，是相对于15年前刚刚回归，那个时候人对一国两制的前景是什么样的前景，大家看的不很清楚，指的是这个吗？
曾荫权：是。
记者：等于更上一层楼，更加明确地来看清楚一国两制。
曾荫权：董先生的第一届政府和第二届政府，做了很多的工夫，就是证明了一国两制，港人治港办得到，我这一届政府已经全世界证明，不但是我们管好，还有是我们可以应对任何的危机，再困难的时刻，我们继续从内地融合，可以利用我们的地会发展我们经济民生和政治方面都有很明确的进步，把每一层都升高。
记者：您的意思是说，因为方向对了，所以说只能是越来越好。
曾荫权：就是一国两制，港人治港这个方针对我们，我感觉是很重要的，很重要的，是核心的基础。
黄宜弘议员：你曾经答应过香港市民170多个承诺，这170多个承诺当中肯定有多少是未曾做到的，我想问特首您，有哪几样是您认为重要而未曾做到的？
曾荫权：差不多每天我和同事都翻阅在2007年我们所做的承诺，一共有173项，里面绝大部分，169项已经完成、或者已经在进行，或者已经启动，其中的的确确有4项，是有4项是未能完成，但是这不是很重要的事。
这是曾荫权在香港任内最后一次参加立法会的答问会。从一名为生活奔波的药品推销员到昔日港英政府的首位华人财务司司长，再到两度出任香港特首，在曾荫权担任香港特首的7年时间内，香港推出了最低工资、关爱基金、就业交通补贴、长者乘车优惠等民生措施。目前香港特区政府23%的开支用于教育，是投入比例最高的领域；从2007年至今的5年时间内，特区政府的医疗开支增加了40%，社会福利工作开支增加了28%，这些举措的出台使得香港能够积极主动地应对在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诸多挑战。
记者：港人他自身的那种努力，发挥了他自身那样一种优势，也使得香港这15年的经济不断地繁荣，民生不断地得到改善。这一点很不容易的，非常强的，香港人怎么能在面对困难的时候，他怎么样有那样的一种力量？
曾荫权：我们是经过一百多年殖民地的历史，我们自己靠自己做的，没有什么协助我们，每个人去奋斗，对生活方面有自立，我们要自己方面要做好。还有是自己的生活是自己的责任，读书方面要努力，工作方面要拼搏，还有是老年方面积极照顾。 我相信的是，这个竞争，我们知道成功有竞争，有竞争就是最多的努力，这个基本上我们信念就是这样的事。当然我们也知道的是，国家进步，香港也有进步，还有是这是几十年累积的经验，我很有信心，对于将来挑战我们应该可以克服。
记者：1997年7月1号，董建华先生就任第一任香港特首，现在他的身份是全国政协的副主席。15年的时间，他的年纪变化了，身份变化了，但是唯独不变的是他对香港始终如一的关注。
作为第一任香港特首，董建华的就职宣誓在7月1日的凌晨，那一夜的香港几乎激动到沸腾。第二天上午，董建华和第一届特区政府其他成员正式开始了上班。而这个班一上就是7年，直到2005年3月，董建华向中央政府请求辞去香港特首的职务，但即便不再担任香港特首的职务，董建华依然关注着香港的发展。
记者：这15年来，你从一个落实者然后再去变成一个观察者，你觉得15年，一国两制，你对它的理解有没有变化，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董建华：第一一国两制，给了香港一个无比的优势，是我们香港的成功一个要素，/另外一个，就是说香港成功最重要的后盾就是一个强大祖国，为什么这样说，因为祖国的兴旺给香港带来不知道多多少少的机遇。
记者：这种情况下，香港怎么保持自己的优势？在未来怎么发挥自己的优势？
董建华：现在香港在高端的服务业方面，除了金融之外，还有物流，还有其它很多这个服务业方面，高附加值的服务业方面，这确实是一个有很多的优势所在，那也正好现在是这个也是在进一步的转型的过程当中，是国家最需要的。那对香港来说，香港也好，任何城市都好，你不能说将今天的优势就自己认为明天的一定还是优势，因为这个世界在变，什么事情都可以发生，就像香港就一直要判断未来我们怎么样的更好地去服务国家的需要，国家的需要怎么样走，我们有些什么地方可以为国家再建立贡献，这个我们经常要检讨的，要努力的
记者：刚才您也谈到香港的金融业，我们怎么服务于去祖国，历史形成的可能是更多的市场各方面的因素，现在要如果从服务于祖国这个角度和市场形成的地位，会有矛盾吗？
董建华：也不是矛盾，因为市场的需求一直在变，那么在这样大前提之下，纽约、伦敦也在变，我们香港怎么样去变，我觉得我们服务于祖国大陆的，那么祖国大陆的金融方面的需要是很大的，所以我反而觉得我们是一个很好的机会，继续可以做一个很重要的国际的金融中心。
2008年，香港经济饱受百年一遇的金融海啸冲击，中央政府宣布14项支持香港的措施，包括加强人民币业务、加快两地基建、缓解港资中小企以及扩大内地服务业对香港开放等领域。香港特区政府亦积极应对，转“危”为“机”，与1997年经受亚洲金融危机时相比，如今的香港更加成熟而从容。
记者：您觉得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
董建华：就是说我们要自己去看怎么样去做好我们自己的工作，看情形，亚洲这些新兴的，几个新兴国家的经济，还有几个其它地方新兴国家的经济，虽然也受了影响，但是还是可以吧，到今天为止我们中国也面临很多挑战，欧债危机里边。
记者：董先生在面对这一次欧债风波引起的金融风暴的时候，香港可以依托内地做出什么样的回应？
董建华：我觉得国家好香港就没事了。假如说内地的经济现在走了能够保稳，这个能够增长的话，7%也好、8%也好，对香港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后盾。
记者：你就任第一任特首的时候，曾经就讲过，香港好祖国好，祖国好，香港更好，经过这15年，你怎么在反过头去看自己说过这句话？
董建华：这确实这样一回事，在改革开放的初期，香港用我们自己的优势去一方面为了香港自己，一方面去支持香港和祖国一国两制，祖国的改革开放的开始吧，那么所以香港好，国家是好的，但是那个时候就可以看到，祖国假如好了，香港一定会更好的，那现在就在这样的形势下在进行的。
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风暴中心，到2008年世界金融海啸来袭时的避风港，15年来，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日益巩固。而在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中，中国内地也不断涌现出新的金融中心城市，香港又将如何面对竞争呢？
记者：像上海的这种定位，未来是更多的和香港之间互补的关系还是说是一种竞争的关系？
董建华：上海同香港的关系是一个竞争的关系，一方面也是一个合作的关系，比如在纽约，你看到纽约也要看到芝加哥，芝加哥是一个很大的金融中心，那一带。
记者：但是现在由于内地发展的速度很快，再来看香港，在某些程度、某些领域它的引导的功能可能是有所弱化。未来您觉得是会弱化下去，还是说香港会找到机会让自己更强化起来？
董建华：就是一直要应变这样。1997年做特首的时候我就说，这样多年来香港是，我在内地出去的惟一的桥梁，是那个时候。但是我做特首的时候开始了，已经不是这样了，深圳上海都开始了，北京也开始了，天津大的城市，在内地都是自己的桥梁，他也用不着香港。那么香港怎么去变呢？在不同的服务业里面你可以去发展去，那么还有也可以看到就是说你不但要看中国大陆，就是从日本一直下来到东盟几个国家，10+3，这13个国家加起来的经济体是一个不得了的经济体，香港在这个里边起到什么作用，再远一点其它的会变成怎么样。所以永远是往前看，往前看，因为香港是一个国际大都会，很多机会都是自己可以去创造的。
从1997年到2005年，在担任特首的7年时间内，董建华曾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刻苦的官员之一。在香港，一家著名的便利连锁店“7-11”遍布大街小巷，而香港市民曾善意地称呼董建华为“7-11”，意思是他从来都是从清晨7点工作到晚上11点。
记者：不知道您卸任后的状态是不是还是那么紧张？
董建华：关键还是工作那个时候实在太多，来不及做的。今天是不同一点，但是我的脾气就是这样，现在有的时候还是很忙，不忙的时候也去变成忙。
记者：找忙。
董建华：找忙，因为我是一个比较起得早的人。
记者：您几点起？
董建华：我大概6点以前就起来了。
记者：那冬天6点还没亮了你就起来了。
董建华：我就起来了。那么假如有空的话看书，白天我总是有很多事情在处理，在关心或者要了解，那么晚上睡觉以前，总是将所有的电视台都看一遍，因为我关心香港的事情，国家的大事，世界在发生什么事情，现在电视台都很方便了。
记者：你家能看到《新闻联播》应该。
董建华：当然看到了，7点钟，所以最重要还是好奇所有的事情去了解，去了解以后了，看看以后有什么可以去干的事情。
如今，作为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更加致力于推动香港与内地之间的交流，而随着香港与内地之间交往的日益密集，两地之间存在的文化差异以及由此引发的冲突也日益受到公众与媒体的关注。
记者：我虽然只待了20天，我觉得在语言、文化在一些很细小的方面还是存在一些隔阂的，我不知道您怎么看？
董建华：关于这个事情文化方面的，有一些不同，第二点也因为有一些不同了，有的时候还引起一些矛盾。
记者：比如说。
董建华：报纸上、电视台都有播的有些误会，那么报道也好好多了，我是这样的感觉，我是在1947年我10岁的时候，我是上海人，到了香港以后，10月份到的，到的爸爸妈妈就送我到学校去念书，我一句广东话都不懂的，上课懂都不懂，自己觉得不习惯，那个时候没有多少上海人，我的同学这个上海人怪怪的，所以是有一个过程的。/在每一个过程当中，是要有一段适应期，因为长大的过程不同，每天的文化基础，语言都很不同的。那么我们最重要的，像我这样来到香港的，我自己最后我学到的是什么呢？多同大家接触，包容的去了解人家怎么样，我怎么样，你自己会有进步的，其它的人也都是这样的变化。
记者：这种认同感发生什么样的变化，15年？
董建华：香港同祖国割裂了156年了，是一段很长很长的时间，所以过程需要有一个调整，可能会比较长的。但是我可以看到的这个15年来，的确在香港我经常说这个心的回归了，现在有没有变化，我觉得的确是有一个很大的变化，更多的人会自己知道我是一个中国人，而且觉得做一个中国人的骄傲。
香港回归15年，当我们站在不同的时间节点上，看三位特首他们执政主旨的演变，我们或许可以观察到，香港的过去、今天还有未来。祝福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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