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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边是中小企业打着“用工荒”旗号拼命喊渴，另一边是劳动力市场却存在为数不少的闲置劳动力，看似矛盾的现象同时并存，是《瞭望》新闻周刊在沿海多省调研时发现的“怪相”。深入走访发现，这一现象背后蕴藏的是当前经济环境下劳资双方工价预期错位，而局部地区用工冗余带来的社会治安隐患已经开始显现。受访基层干部和相关专家认为，主管部门应加强就业引导，并针对企业适当展开补贴，避免用工难题压倒中小企业带来更多冗余劳动力，加剧社会治安隐患。
“车间空，闲汉多，招工难”
在生产小型开关的浙江康尔乐电子有限公司的车间里，座位松散的工人们正在排列松散的工位上赶工。春节以来，这家年销售额约为1000万元的小企业一直维持半负荷运转，公司生产部经理柯志武说，“公司满员时大约有350名员工，但今年即便是涨薪，春节至今也只招到150人，招工难已经成了最大的困难。”
企业缺工，劳动力市场却仍有不少闲置劳动力。本刊记者随机走进温州乐清市柳市镇劳动力市场的一个职业介绍所，不大的门面房里闲坐着30来个中青年男子。当时下着很大的雨，但他们都不愿意呆在家中，而是出来等活干。整个市场大约有400人在等待。
“我们也在纳闷，为什么劳动力市场有这么多闲散人员，但他们看上去似乎都不急着找工作，也不问，只是在市场里逛。”浙江省义乌市劳动力就业管理服务局副局长吴祖军说，义乌劳动力市场的人流春节过后一直没有间断，场内人数维持在三四百人左右，上午人多时可以达到五六百人，“事实上市场里每天发布的用工信息有五六千条，真想找工作还是能挑到岗位的。”
“工好找、钱难赚”
“不是缺工作，关键是工资都太低。”在温州乐清柳市镇劳动力市场，本刊记者碰到32岁的重庆人方厚亮，他说自己目前的月薪是2000元出头，正准备另觅东家。方厚亮算了一笔账：每月房租、水电费一共300元，一家三口吃饭1200元，再加上抽烟、手机费等开支，就剩不下多少钱了，“猪肉、煤气、油盐酱醋都在涨，起码要找个月薪3000元的工作吧。”
本刊记者在浙江温州、义乌等地的多个劳动力市场了解到，不少工人等了快一周也没有找到工作，最长的已经等了2个月。他们说，老板不肯涨工钱是工人不肯上班的主要原因，“我们做计件工的，每件东西能赚多少钱，加起来老板能赚多少，我们都会算出来的，我们不傻。”
广东东莞一家精密五金制造企业的负责人表示，最近两年为了能够保证企业正常运转，他给工人开出的工资已经越来越高了，“以前完成100万元产值需要支付的工资大概是8万元，今年上半年已经升到了12万元，50%的工资成本涨幅对于我们这些主要依靠劳动力成本取胜的小企业而言，压力已经承受不起了。”
用工冗余潜藏治安隐患
“我们一屋子正当壮年的男人，却找不到工作，到底是谁出了问题？二是为什么现在工作时间那么长，都要9～12个小时？三是为什么辛苦工作却剩不下什么钱，除了自己花的，老家的老小根本寄不回钱去？”在温州乐清柳市镇劳动力市场，来自江西上饶的朱仕屿问本刊记者，“我们希望老板们每个月能按时按量发放工资，但这个最基本的需求都不能满足。”一番话引来屋里众多农民工响应。
广东省社科院副研究员刘梦琴认为，贫富差距、无法融入城市生活以及对未来的困惑引发了外来人员的焦虑，偶然的不公平事件很容易诱发他们不满情绪的释放。近期广东新塘、潮州等地发生的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就是例证。
采访中，浙江省公共行政与人才人事科学研究所所长陈诗达等专家建议，相关部门可从两方面入手降低治安隐患：其一，加强就业引导。即便是结构性缺工导致劳动力市场走向买方市场，工价一时被抬高，一旦企业转型升级步伐跟上，大量不具备专业技能的剩余劳动力仍将面临就业难，政府有责任引导其就业，让他们在就业过程中增加自身的人力资本存量；其二，员工的社会保障费用客观上给企业带来了不小的负担，当前中小企业普遍面临生存困境，政府部门不妨对有潜质的中小企业给予补贴，让企业有余力提高工价稳定员工。□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张遥黄深钢王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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