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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时间来，看到农民工讨薪似乎告别了跳楼、堵路、爬塔吊、服毒等极端手段，而开始选择“祭河神”、“悬赏清官”、“诅咒家人”等平和的“曲线维权”之法，不由得松了一口气。然而，这些“急中生智”之举只是漫漫讨薪路上的一点花絮而已，包括“讨债哥”在内的所有讨薪之路都无不上演着悲情故事，无不揭示权利诉求难以直达正义的无奈，折射出底层民众维权之艰。
春节将至，拿不到工资的农民工心急如焚。如何向老板索要欠款，也让他们头痛万分。据媒体报道：漫漫“讨薪”路上，在贵阳打工的小包工头李厚元可能是其中的佼佼者。从2008年至今，他已成功讨债30余起，共计追回债款180余万元，更有不少农民工把他视作“救命稻草”，纷纷请他帮忙“讨债”。
为了讨债，李厚元曾经撒谎说妻子车祸身亡，也曾坐在一家建筑公司的财务室里抽了两天叶子烟……诸如“情感打动法”、“款大话”等等的招数都使出来的，只要讨到钱，可谓“不择手段”。“讨债哥”的声名远扬，以至于成为农民工的“咨询师”，却不能令人欣慰。要过年了，“讨债哥”还在讨债的路上，工人们还等着他追回工程款、发工资安排过年。讨债成绩的辉煌背后，不仅充满了农民工命运的辛酸和无奈，更折射出依靠“非常手段”而非相信法律的法治悲哀。
年复一年“讨”声依旧，令人悲悯！据1月29日《京华时报》报道，16日，河北农民工刘德军为讨回3200元工资，毅然喝下剧毒农药，目前已出现肺部功能衰竭、肾功能衰竭，医生称没有挽救的可能，而老板却称“要死赶紧死，死了我给双份钱”。对此，劳动监察保障大队答复“管不了”，派出所认定，“这不是刑事案件，不是公安机关管辖的案件。”看到这里，“讨债哥”胜利所带来的一丝难得的快感一下子荡然无存。
一段时间来，看到农民工讨薪似乎告别了跳楼、堵路、爬塔吊、服毒等极端手段，而开始选择“祭河神”、“悬赏清官”、“诅咒家人”等平和的“曲线维权”之法，不由得松了一口气。然而，这些“急中生智”之举只是漫漫讨薪路上的一点花絮而已，包括“讨债哥”在内的所有讨薪之路都无不上演着悲情故事，无不揭示权利诉求难以直达正义的无奈，折射出底层民众维权之艰。
拖欠农民工工资，不仅影响农民工的收入，也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隐患，并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诚然，要看到近年来各级政府为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采取多种有效措施，查处了不少违法行为。日前，5部委联合下发通知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提出资产变现也要先清欠农民工工资。1月29日，沈阳警方祭出法律武器，将两名互相串通恶意拖欠农民工工资的“包工头”抓获，返还给农民工近两年之久的50万元欠薪，两名包工头也被警方刑事拘留。应该说，年关之际清欠力度非常强劲，效果也比较显著。然而，一曝十寒的“运动式执法”却只能扬汤止沸，不能釜底抽薪。
如何才能走出“讨”声依旧的执法怪圈？一方面需要监管者的积极作为。强化平时的监管与对监管者不作为的问责，可以收到事半功倍之效，让欠薪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否则，等到欠薪事实成立再来处罚，劳动者权益已经受损。即便对簿公堂，也还是要付出维权成本。另一方面，法律制度不能滞后，需紧紧跟进。除了要将一些地方的成功做法，比如对建筑企业农民工推行周薪制等新的方式上升为法规外，还需通过立法，加大处罚幅度，使欠薪者付出巨大成本，将“恶意欠薪”以新罪名列入刑法予以打击。唯此，才能让更好地为农民工维权提供法律武器，降低“讨债哥”伤自尊式以及其他极端方式维权的成本，让农民工等弱势群体有尊严、很体面地活着。
梁江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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