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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为节约成本，又为工作便利，部分无力购房的年轻白领和高校毕业生选择了上海市中心和黄金地段“廉价租房”——群租。记者经过多天探访后发现，群租现象目前在市中心小区愈演愈烈，专门操作群租房业务的中介自称“独立经纪人”，一些房源挂出3天不到就被摘走。在本市部分黄金地段，一个主卧卫生间分割出来的隔间，甚至可以租到2000元左右的高价。（华西都市报10月20日、新华网10月19日）
群租房“打”而不死，仍旧以超乎想象的顽强生命力屹立城市之中，足以表明，无论是替群租者安全着想的那番好意劝解，还是借助各个部门统一出动的“铁腕”式拆除清理，均不可能令这种群体式“蜗居”现象，瞬时消失在大都市那炫丽的霓虹灯尽头。按照近年来媒体的调查描述，与其指责群租房东太过奸诈，倒不如静心审视租房群体那饱蘸的辛酸。试想，如果条件够好，谁愿意挤在那逼仄的空间？
就现阶段而言，群租房对象主要有两类群体：一种是刚毕业的大学生。同那些可以通过“比爹”途径，优中选优就业的“官二代”、“富二代”相比，他们中的很多人既无社会资源可用，也无可观的家庭积累可供“试错”，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千方百计克服一切困难站住脚根，这是他们唯一的选择；另一种则是低收入群体，尤其是广大进城的农民工。农民工是城市低薪岗位的“顶梁柱”，这决定他们必须在极其有限的收入里量入为出，甚至“斤斤计较”，才有可能不致一年到头竹篮打水一场空。
相较于群租，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许多城市那密密匝匝的城中村，曾是群租者的“伊甸园”。然而，随着各地借助房市调控政策之机，为稳定房价，通过“挖潜”加大城中村改造力度，城市在变得光鲜的同时，弱势群体传统的廉价生存空间，不可避免地遭到强力大幅挤压，生存成本又怎能不随之大涨？一项调查显示，67.2％的人感觉目前城市中存在租房难问题（中国青年报7月15日）。考虑到住房的高“空置率”，租房难不太可能是资源匮乏，而在于价格高昂。
今年6月份，住建部等七部门下文规定，外来务工者可住公租房，这似乎给弱势群体带来福音。不过，考虑到保障房建设的步履蹒跚，先期覆盖范畴的局限性，尤其是大量城市居民住房问题的紧迫性，在城乡“二元”户籍的传统思维下，非当地居民的弱势群体，根本就不可能捷足先登。即便现实中确有城市给外来务工者以公租房，但数量极为有限，形式也远大于实质。
实际上，公租房还面临着申请条件苛刻，租金价格过高等现实问题急待破解。如广州公租房“最低也要市场租金的40％，不少有资格申请的家庭都喊贵”（广州日报10月19日）。如果现实门槛远高于弱势群体的承受能力，他们所能做的，便只能是在城市的各个角落里，努力搜寻那一席仅仅能够躺卧的群租之所。
存在即合理，若市场需求不减，群租房现象自然难绝。并不否认，群租现象确可能造成很大安全隐患，排除隐患理所必然，但群租现象的出现乃至蔓延，绝非群租者性格的偏好，毕竟拥有一个像样的生活空间，这是每个追求美好生活者不愿割舍的期望。市场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群租，如果当下有更为安全更为理想的替代住所，比如同样经济的公租房，群租者又何乐而不“住”呢？（禾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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