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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0年11月01日 10:34 | 进入复兴论坛 | 来源：广州日报
网络管理常常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紧张慌忙地进行刹车式、过滤式、封堵式管理。不仅效果不好，还使得大众对中国的整个舆论环境丧失信心。我认为，精管比泛管好，网络社会的治理策略，其核心应该是少为而治。
杜骏飞
夏秋以来，仇子明案、谢朝平案及宜黄事件表明，微博已成为公民媒体的主流，有关重大新闻事件的关键词一直处在微博话题榜前列，并且，也由此解开了大量的社会症结。那么，如何看待微博传播影响时政的功能？
微博的主要功用是：人人都可以“出声”并“及时交谈”。这种“出声”，限于微博的篇幅和形式，大多不考虑观点和材料的自足，更不考虑论证的清晰，但它是集众人之智以求真知的意见市场，我曾称之为“宏观理性”：单独来看网民的意见，不成什么气候，但是众多意见汇流在一起，却又能成为持之有据的民意诉求。
在微博上，时政讨论之所以成为一个主流，是因为很多在现实中看似无从索解的中国问题，恰巧在这里都能够得到解答。这个宏观的社会原因，是微博迅猛发展的真正原因。于是，中国的微博变得长于指涉政治事件、法律事件、民生事件。除了表达意见，微博还有爆料——提供新闻材料的功能。从经验来看，这两个能力都是无法封堵的。从无法彻底屏蔽的效用来说，微博具有“头如韭、割复生”的超验功能。
在仇子明事件中，浙江省丽水市公安局最终撤销了对《经济观察报》记者仇子明采取的刑事拘留。我在全程观察该事件时，预言过这样的结果。我认为，这符合中国网络舆情事件一贯的发展逻辑。这应该是民意的胜利，也源于现在越来越开放的媒体——我指的是新媒体，特别是微博。微博，已经成为了中国网络社会动力系统的第一传感器。仇子明、宜黄、谢朝平这类事件，都可以说是被微博发起并终结的。
微博已经有能力形成巨大的舆论场，这舆论场是如此之强，以致不读微博的阶层也能感到它的意见压力。这个压力的形成机理如下：先是在微博上聚合民意力量，然后蔓延到传统媒体，然后浸入行政议程、政策议程。其核心是：意见的累积、谐振，形成了足够的群体压力，并得以释放源源不绝的动能。
然而，由于微博用户经常分享一些关于敏感话题的意见，也经常成为网络审查的对象。基于科学的立场，该如何对待微博审查？
理论上来说，公民利用网络报告一个事实，这是不该被剥夺的权利，但如果报道的内容是虚构的、或不符合事实的，那么就应该被纠正甚至屏蔽；违法的信息传播，当然也可以被指控。但是，管理方通常没有办法及时判断真伪，同时也缺少足够多的审查资源，因此，归根结底，微博对于事实的认定，必须依靠网民的宏观理性。如前所述，网民的宏观理性必须基于足够大的网民群体，并且这个群体必须有自由言说的空间。这样，我们就来到一个新的议题：网络公民群体所报告的意见必须得到尊重。在一个充分博弈的意见市场里，网络通常有能力实现事实的澄清；推论其结果：成规模的微博社群甚至可以经由合法的自由言说而实现网络的自我净化。
但是，有一个前提：网络公民的整体必须具备一定的素养。在这个意义上，微博的管理其实不是由法律而是由道德来实现的。道德教化的来源是教育——而教育与自我教育，是一个漫长的社会进程，因此，奢望一夜之间完成对微博这类网络应用的管控，是不现实的。
在实际的操作中，由于急功近利的原因，网络管理常常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紧张慌忙地进行刹车式、过滤式、封堵式管理。这样做，不仅效果不好，还使得大众对中国的整个舆论环境丧失信心。我认为，精管比泛管好，网络社会的治理策略，其核心应该是少为而治，这其实也是中国政治改革的必然方向之一。黄赌毒等违法的内容要管，危害国家利益的言行要管，违背人类伦理的文本也在禁止之列，遇到谣言，可以采取澄清的办法，以新闻公开性原则加以科学的应对，毕竟，谣言止于智者，流言止于公开。除了这些，其他的软性边界可以有意无意地忽略掉。
在这个策略框架下，微博的舆论场自然还会留有一些震荡空间，但从大尺度来观察这个震荡，其整体是向上的，向上的进步和文明的演化必定是任何民主社会发展的主流。理解了这一点，微博的管理才会趋于理性、明智。
一言以蔽之，微博的管理在形式上来自国家，但其内核则必须委诸社会。国家与社会的协商，构成了我们这个网络时代的主旋律，事实上，它也是这个时代最为动听的旋律。聆听它，需要持久的耐心。(南京大学网络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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